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审视

龙源期刊网贸易战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审视作者：熊久勋高民政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第01期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为人类新的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关切人类共同的命运，超越了已有的各种政治经济隔阂。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面临贸易战的挑战，但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去看待，共同迎接经济发展困难和面对未来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远景中的必然选项。因此，认清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与本质，从而更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定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在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引领下走向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关键词：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贸易战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61-06作者简介：熊久勋（1991-），男，河南信阳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民政（1962-），男，陕西彬县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军事政治。近期，中美政治经济摩擦不断，美国不断发起高额关税，威胁退出WTO，美国相关领导人罔顾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内政外交，中国为维护国家正当利益提出严正交涉，进行贸易反制。这一世界政治经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暗示着历经了数十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全球化趋向分化的态势无疑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布局、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资讯流通面临巨大阻碍。世界经济增长、全球政治生态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变革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自由主義理念与其国内低端选民的选票发生了冲突，激起了其国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面对这一股全球化的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着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勇气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揽的中国价值理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世界局势依旧不太平，并频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新挑战、新问题。因此，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世界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之前，我们需要透过现象去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所遇到挑战的本质，拷问经济摩擦背后的深层矛盾，在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的思维理性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差异及其本质龙源期刊网当前，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遇到的不小的阻力，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发动的贸易战。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形式，贸易战与全球化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背后分别深藏着同异纠缠的质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正是在一种合力作用下发展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都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正、负反馈。就全球化与贸易战这一历史现象而言，首先要厘定其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双向反馈。贸易战与全球化有着质性同一之上的巨大差别。首先，在实践出发点上，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在此过程中用国际纵向分工、国内垂直专业分工[1]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制造业竞争力，在承认发展的差异性基础上逐利并扩大生产，以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贸易战则相反，以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思维作为国际交往原则。其次，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条件下，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最有效形式;贸易战的逻辑则在于认知差异和利益失衡综合作用下，滋生的对成长大国的恐惧心理所导致的经济极端对立[2]，用强权政治和霸权欺凌推行经济对抗以促进本国生产发展，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发展的代价之上。这种选择仍旧凭附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缺陷的全球经济实践再体现，特朗普政府企图构建一个仅仅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其三，在政治落点上，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多边行为，倡导合作沟通互利的机制;而贸易战则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以国内法僭越国际法，引起分歧的扩大，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形式。因此，贸易战与全球化虽然在对利润的价值诉求中具有同质性，但却在实践的多维空间里建构了差别悬殊的交往理念、价值取向、实践原则。贸易战属于上世纪已被历史抛弃的冷战思维新变种，以对抗、霸权和绝对利益代替了全球化的合作、对话和互利共赢理念。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趋势正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之所以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如此急剧的价值颠覆、实践逆转和政治对立，其根本的局限性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理念的狭隘性，因而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理念主导下全球合作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首先，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加剧了各方保护主义的情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圈缺乏共同面对的价值认同和交往理念基础。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在保护一国财富短期效应上的优势被短期凸显，这一优势取得了对全球化选项压倒性的理念胜利，因而进一步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贸易限制政策呈现出对促进自由贸易政策的优势力量，极易导致贸易战的产生及其扩大化。其次，当前经济全球化在全球产业链开始了新的布局调整，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导致价值获取方式、途径对应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利润优先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挑战。在国际视野中来看，一些原本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分工地位的国家具备了提升地位的能力和潜力，逐步在自身能力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渐渐获得全球价值分配的有限倾斜，但却因为影响资本主义的绝对利润而遭到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破坏。而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其在享受了数十年全球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产地以及巨大销售市场后，本国产业调整加速，中低端就业机会消失。然而在其社会治理失效后，国内政治秩序随后便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困境。资产阶级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理念无法解决最为普遍的民生问题，导致政治转向，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得以主导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理念。最后，经济增长乏力时，基于不公平规则的贸易霸凌主义实践，使得资本主义绝对价值优势得以维护。贸易战选项着眼于排外的民族国家利龙源期刊网益，以确保本国贸易优势崛起为财富的来源、战争的命脉以及敌人所畏惧的对象[3]，因而既成为“顺应民意”的极端民族主义选择，又成为全球产业链较高地位既得者“顺手牵羊”的选项。面对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政策，中国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新秩序生成的实践上，仍然面临难以避免的代价，既要坚决扩大开放合作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实践原则，又要在保障自身利益与关切民意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正当反击。当前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走向更加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业已形成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践原则构成了极大挑战，给世界带来巨大不安定因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大国，在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的基础上，仍需要与大多数倡导开放、包容、合作的国家继续走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以避免贸易战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进程中的死结。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全球化，其本质逻辑根源在于主导利益认知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狭隘性。因此，跨越贸易战和全球化共有的根本局限性，需要树立新的全球发展价值观。有别于资本逻辑体系下全球化理念的有限性，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对全球化理念的飞跃式发展，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解决态度是对世界负责的方案，中国倡导并率先垂范在互利平等的框架下谋求协商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共命运”理念下共享文明发展成果、共担未来发展重任，而非霸权国家以苛刻贸易条件施加压力、以优势综合国力威逼胁迫企图达到绝对自利的贸易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要的就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深刻揭示了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经济生产力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必然联系。这种共同利益立足于全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和实践利益，立足于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利益的实现也是双边、多边利益的共同实现，这种利益是让渡一部分狭隘利益之后所创造的造福整体的利益，因而是一种普惠的利益，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华文明传统智慧。反思半年以来贸易战愈演愈烈直至开打的复杂局势，需要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高度冷静地重新评价一度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全球化及其地球村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历史没有“理所应当”，贸易战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贸易战确实发生了，并且带来严峻的挑战。而发掘贸易战对我们的正面启示，莫过于再一次指引我们坚定并且加深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逻辑的认识与其后果的评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寻求解释这种现实的理论。历史只尊重真理，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贸易战和全球化背后角力的实质，就是基于资产阶级理念建构起来的利润第一的观念，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都无法超越的根本缺陷，也是为什么资本世界为了利润无所不为的逻辑起点，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他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4]。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项龙源期刊网既然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狭隘性无法跨越人类历史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那么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历史的召唤下就必然应运而生。历史总是以她本来的面目展现给人类，但人类却将历史复杂化而阻碍了对历史真相的洞察。复杂的社会制度建构，虽然强化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性，但同时也遮蔽了历史规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5]，以及在这两大发现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逻辑。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利润、财富产生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筑形于经济基础之上整个上层建筑包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者共同构成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微观和宏观视野。而世界历史理论则全方位揭示了生产方式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命运世界历史性的必然实践走向。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不断深化，需要用历史规律揭示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解决世界发展的最佳选项。首先，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微观视野中，人类命运始终以命运共同体的模式前进。20世纪初巴莱多提出“巴莱多定律”（二八法则），“该定律认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最重要的20%因子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或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余80%因子尽管是多数，却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或发挥次要作用。”[6]但该定律被资本主义的逻辑移用，就解读为80%的多数创造不了多少的价值、参与分配的人越少利润就越大。在资产阶级看来，利润凌驾于人之上，所以人的存在是对利润的妨碍;同时，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产生本质的主动忽视也遮蔽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生产逻辑的真相，仿佛资本的利润就是资本应得的利润一样，忽略其对属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虽然引领人类历史巨大进步的20%如同火车头一样担当着人类历史进步高效的发动机，但80%的广大劳动者始终是歷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主体，他们真正用一种身体意义上的实践推动着人与自然的交互，不断改造自在自然的存在样态，使之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化自然。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产生于全体劳动者，他们不是天生的杰出人物;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催生和孕育人类文明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