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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列宁1917年8-9月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第二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1．革命的前夜2．革命的总结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3．取消议会制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5．消灭寄生物----国家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1．《住宅问题》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3．给倍倍尔的信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第一版序言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作者1917年8月第二版序言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作者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