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绪论一、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中日关系中日两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古代，中国（以老师的身份）改变了日本；在近代，日本（以敌人和老师的角色）改变了中国。时至今日，“日本”一词经常在中国人心里激起最强烈的民族情绪，憎日似乎是一个爱国者必备的标签。中国人眼里的日本，更多是一个可恶又可羡的模糊形象。国人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史的认知存在几个误区：1、由于历史惯性造成的文化优越感，潜意识里总是蔑称“小日本”，不愿认真理解中日文化的巨大差异。2、人们熟知的中日关系史经过阶级斗争史观和外交政策变化的折射，发生了一定的扭曲。3、缺少一以贯之的理性态度。友好时则淡化历史、放松原则，宣传日本人民的可爱，对未来无限憧憬；冷淡时则满腔仇恨，态度僵硬，笼统指责日本的右倾化，强调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杞人之忧。凡此种种，说明我们缺少平常心和耐心，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超出一时、一事的限制，冷静客观地对待中日关系。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没有纯粹的外交，外交或多或少是内部状况的副产品。探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离不开双方国内情势的演变。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固然是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产物，但表现方式、激烈程度与中日两国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1992年，中国发生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南巡讲话）和一次静悄悄的变化（修缮黄帝陵）。此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堪称宣言书。2000年以来，“网络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将这一潮流推到新的阶段。近十几年来民族主义的流行与中国社会重新分层的过程相互重叠。在迅速分化、和谐匮乏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公共性的话题都会引起对抗性的论争，具有分裂性的效果。唯有民族主义话语是凝聚性的，变成珍贵的政治资源，可以用它的糖衣来包裹各种立场。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以大众传媒和商业出版物为依托，以美、日、台为主要对象，目标是形形色色、或有或无的“中国威胁论”，维护中国的崛起。前期的内容多是反美和反台独，近几年来转向反日和反台独。进入网络民族主义阶段，其组织性、敏感性和攻击性都大大增强。因此，最近一年多以来，其声势有所收敛。上述特点决定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的特点：感情色彩浓厚，理性有所不足；口号的成份多，务实的作为少。尚未摆脱长期处在国际边缘地位带来的影响，欠缺大国心态。简言之，在大众文化时代，新时期的民族主义潮流虽然具有脱离“控制”的倾向，但尚未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和情绪化的弱点。就中日关系而论，一方面，人们热衷于谈论日本，而不愿认真了解日本，对日本的看法和策略难免隔靴搔痒。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历史和文化入手，真正看清楚这个“讨厌”的邻居；另一方面，“厌日”的情绪更多像是爱国的pose，曾经的英雄和死难同胞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和纪念。这样的“民族主义”对于培养理性的、负责任的爱国心裨益甚微。中日文化比较一、文化概说文化是最容易谈的事情，也是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说容易，因为人人皆有许多的印象和意见。说难，因为它是不言自明、若隐若现的集体无意识，外面的人往往隔靴搔痒，里面的人又会当局者迷。这里所说的文化，专指某一民族特殊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就人性而言，过去和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差不多。但是，每一种文化都将人性的某个或者几个相互关联的侧面凸显出来，形成所谓“文化模式”。它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树立在人类经过选择的某些特质上，而使人类其它特质失去作用”。文明（广义的文化）三层次可视层隐蔽层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价值取向符号（狭义的）文化文化制度（正式，非正式）器物（物质文明+人力资本+行为表现）谈论文化，需要避开两个误区：A、对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不加区分，随意地界定民族特性，比如将某一民族在某一特殊的时代表现出的某种特点当成永恒的民族性格。民族性（地域性）象是溶剂，时代性必需借助它，才能够在某个社会里扎根。B、以绝对的（二元的）或者相对的（虚无的）眼光评判文化的优劣。事实上，一种文化基因好象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中，会结出味道不同的果实。二、日本人的“集团性”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最容易想到的是团结、凝聚力之类的标准，比如日本人团结，中国人内斗；日本人集体感超强，中国人一盘散沙。总而言之，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就变成虫；一个日本人是虫，十人日本人就变成龙。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日本人理论”有三种，即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以及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三种理论都是从集团性切入，把握日本人的文化特质。１、“个人不安”与“从众无惧”日本文化没有“特立独行”这一美德，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要加入并且深深地依赖大大小小的社会集团。否则，此人将被众人厌弃，无以自存。所以，人际关系是头等大事，它会带来温情和保护，也是天罗地网，有时还是枷锁，使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体都有透不过气的复杂感觉。Ａ、娇宠（amae）心理“amae”是日语中特有的一个词汇。大体是指一种类似婴幼儿对父母依赖、希望得到父母宠爱的心理和行为。成年的日本人在集体中寻找温柔、友好、安全和被照顾的感受，尤其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依赖，好象幼年时对母亲的依恋。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具有“非一贯性”，从无忧无虑、特权式的幼儿期忽然到了教养严厉（而且是越来越严厉）的少年和青年期。恐惧迫使他（她）依赖同伴和“上位者”，在生活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还要可怕。他（她）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即使仅浮现在脑中也感到可怕。Ｂ、礼节的罗网在人际关系方面，日本人的敏感度堪称世界第一。他们从小就受到“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教育，也厌恶“被别人添麻烦”。唯恐在集团内做出一丝一毫不得体的、各色的事情，力争在每个细节上融入集体，不做出头鸟，时时表忠诚。对于人际之间相互对待的方法、程度、深浅远近异常地敏感。同时，特别注重现实中的等级关系，根据对方的地位决定自己的对策和态度。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所以，日本人交往时的礼节（在“外人”看来）复杂地可笑，语言也以暧昧著称，讲究“以心传心”的“腹艺”。Ｃ、“情义”的枷锁对于日本人而言，人与人的往来是无穷无尽的义务，爱（奉献）的成份非常稀薄。他（她）们对“受人之恩”（这个“人”，当然是圈内之人。其价值可能非常微小，甚至是一根烟、一杯饮料）有着深刻的恐惧。“情义”最难接受，因为要设法“回报”，“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做的事”。日本人很少有莫逆之交，即使在亲密的小圈子内，也要费尽心机地保持等距离交流。2、耻感文化与“他律”道德在外国人眼中，日本人（特别是男性）的道德表现是“矛盾”的，清醒时和醉酒后、公共场合与无人之处、和平时与战争中、国内与国外……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解释了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在道德领域，延续至现代的大多数文明属于“罪感文化”（以此为主）：一是支配个人行为的终极动力源于内部，二是个人遵循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善恶标准，比如中国人所说的“良心”。但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行为的主要动力不是受“罪恶感”而是受“耻辱感”的支配，特点有三：A．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道德分裂成五花八门的圈，“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地图上的各个地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为几个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许多圈子组成，不基于统一的道德精神，而且存在于种种道德要求的错综复杂之中”。这并非说日本是一个善恶不分的民族，而是说由于对不同道德圈子的强调减小了辨别善与恶的意义。“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B、“他律”道德。道德不是靠“内心良知“的约束而是靠“外部”强制(如嘲笑和羞辱)加以保障。“耻辱感在日本生活中所占的首要地位意味着每个人都注意公众对其行动的评判。”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圈子里的旁观者！所以，耻感文化下的个人行为趋于分裂：当有人看见时，即在公众的场合，他的表现彬彬有礼、谨小慎微。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在意“自己行动中用到细微的礼节行为”。但在非正式场合，或当他们脱离了熟悉的生活圈子以后，或者在没有熟人看见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又趋于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对圈子以外的人，特别是弱者，即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C、名誊感。“罪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个人不是没有名誉感，但“耻感文化”下的个人趋于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它发展到极至，就是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耻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在本土文化发育水平很低的时代，日本接触并接受了发达的中国古典文明，变成一种“杂交文化”，“先进”和“落后”杂糅于一体，显得“矛盾”和“奇怪”。这种状况存在于日本文化的许多领域，如性文化。任何文化特质皆存在两面性，在不同环境里的表现也不同，难以用绝对的善恶、优劣加以评判。日本有着两副面孔，“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顺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据日本学者的总结，欧美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日本国民性质的感受也是双重的：好的印象：礼仪端庄、亲切(尤其是女性)、温和、优雅（女性）、温顺（女性）、勤奋、团结、勇敢。坏的印象：野蛮和攻击性、排他性、卑怯、傲慢不逊、心胸狭窄气量小、狡猾、不轻易表露心曲、语言能力差、竞争心强、好恶斗勇。文化是日本的致胜之道，日本人的团结、服从、细致精神，为举世所公认。然而，精致细腻、华美温柔的外表下面还精心掩盖着服强欺弱、排外、野蛮的成份。客观地认识这种双面性，是恰如其分地与日本打交道的关键所在。三、现代化视野下的中日文化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启动力量都来自外部。在西潮东渐之初，处于衰落期的中国古典文化在极度腐朽的满洲贵族的统治下，内向、自负而文弱，缺少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所以中国的现代之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反传统”过程。时至今日，能否找回“自我”仍是复兴道路上的头号难题。与中国相比，幕府末期的日本文化仍处在上升阶段，因为“杂交”之故，保留了大量原始、野性、外向的成分，帮助日本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两次“文化杂交”给日本带来了跳跃式发展，但灵魂深处的原始成份也使之一度变成危险的国家。中日不平等关系的开端1853、1854年，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政策。经过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迅速走上强国之路，以新的面貌出现于新世界。这个“新”，一方面是迅速吸收先进文化，自我更新；另一方面是迅速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的日本，表现出“独特”的侵略性。一是敢想，其想像力之大胆奔放，超过了一般的“疯狂”水平，令人瞪目；二是敢做，有机会一定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做。无休无止，得寸进尺，直至灭亡而后已。到1890年代，日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侵略目标：侵占朝鲜，置中国于不平等关系之下，进入“列强”的阵营，在政治和军事上完成“脱亚入欧”。在此过程中，以上两个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武士道与日本的军国主义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灵魂是封建时期的武士道。12世纪，日本进入幕府政治，先后经历镰仓（源赖朝）——室町（足利尊）的“战国”动乱——德川（1803-1868）的安定期。在幕府体制下，天皇被架空，社会由封建主（幕府中央和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统治。这是一种彻底的等级制度，武士有权杀死地位低贱的农民和商人。这一体制维持了潜在的政治竞争格局，其落后的一面反而成为日本后来学习西方的推动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定型化、模式化，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