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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上一讲我们讲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当中，我们是有成绩但是也有失误。这种失误，再一次教育和教训了我们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也在反思。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事实上，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恩格斯讲过这样一段话，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中国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不乐观，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整个国家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小平同志曾经非常尖锐地指出，他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的时间内，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新的变革，在这个当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来讲，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不能不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放思想的破冰之旅，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么这个背景下，我们首先回顾一下，1976年10月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遗憾的是华国锋同志虽然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面立了大功，但在思想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问题上面华国锋又出错了。而且在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很错误的口号“两个凡是”，所谓“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仔细一想，你要一琢磨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大了。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僵化教条。比如说第一个什么叫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那就是只要毛泽东拍过板的事情那就不能改变了，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二个“凡是”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照着毛泽东的指示来做，这个显然是不对的。比如说，当时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纠正，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曾经自己讲过他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再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说你按照“两个凡是”你怎么去做？那么第一个出来批判“两个凡是”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的三四月间邓小平通过给中共中央写信以及找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话，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如果我们对炎帝黄帝也采取这种凡是的态度，那大概我们就永远停在那个时代了。而且请特别留意，就是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际遇的阶段呢？小平一生是传奇色彩，怎么个传奇法？就是政治上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般的崛起，叫三起三落。所以1979年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小平同志曾经很幽默地跟美国总统卡特讲：“如果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专门设一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比赛的话，我有资格拿这块金牌。”真是很不容易，三落三起。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他因为支持毛主席被打倒。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起来。这是他一落一起。他第二落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又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这次被打倒的时间比较长，打倒了七八年。到1973年，邓小平二次复出，复出之后小平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文化大革命”混乱的秩序，但是这个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极端仇恨和嫉妒。所以1976年4月5号，北京发生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这个运动就被“四人帮”恶毒地污蔑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并且把邓小平说成是这个事件的总策划、总后台，向毛主席诬告。毛泽东在无奈之下在1976年4月7号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把邓小平第三次打倒，所以邓小平就三落。本来邓小平被打倒是因为他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然后受到“四人帮”的诬陷打击被打倒的。那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按道理邓小平自然就应该出来了，可惜因为“两个凡是”是不是邓小平被打倒也是毛主席的决策啊。所以邓小平在1977年给中央的信里面也毫不避讳地讲：“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被打倒，一定意义上也是毛主席的决策。邓小平被打倒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农村做知识青年的，印象特别深刻，1976年4月7号中央决定打倒邓小平了然后当时人民广播电台一遍一遍在广播中央的决议，那个时候城乡各地都是高音喇叭，当时叫做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其中中央决定的最后两句：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所以邓小平就说你按照“两个凡是”我怎么出来工作。所以他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出来批判“两个凡是”的。当然“两个凡是”也确实挡不住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出来当时也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军心所向。1977年5月9号，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就在比赛要开始的时候当时9万多名观众到场大家突然惊喜地发现在主席台上多了一位久违的身影邓小平，全场9万多观众长时间起立向小平欢呼鼓掌，邓小平就复出了，这三落三起。但邓小平出来以后呢，他就发现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难度也很大。其实当时邓小平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恢复高考等等，像我本人，也是在恢复高考之后才上大学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就是在根本问题上，我们突不破。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两年多时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叫做“两年徘徊”，就是说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但是没有大的进步，在那个地方徘徊不前。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所以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策划下，我们打响了一场解放思想的战役，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直接就奔着“两个凡是”去的，因为“两个凡是”它实际是树立了一个错误的评价真理的标准。就是说是不是真理他不是根据实际，不是根据实践，不是根据最后的结果，它是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毛主席的决策，是了，这就是真理，这个当然不对。所以，邓小平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时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理论工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就强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一发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当天就打电话给《光明日报》的负责同志严加斥责。说你们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怎么敢登这样的文章，这个文章是砍旗啊，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啊。这个罪名在当时那是不得了的罪名。当然《光明日报》当时负责的杨希光同志找到胡耀邦同志，那个时候胡耀邦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应该说是当时小平最得力的助手。耀邦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他就赶快到小平的家里面，向小平汇报说汪东兴现在讲这个事情是砍旗什么什么。小平同志就很勇敢地告诉胡耀邦说你告诉那些同志不要怕，有我呢。所以胡耀邦回来就找到这些写文章发文章的同志，当时这些同志都很紧张。胡耀邦就跟他们说大家不要怕。但是那个时候，高层的这个政治有的时候有些话不能明说，还不能说后面邓小平支持我们。他只能暗示，但是这个暗示也算是很清晰的暗示，耀邦说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叫做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同志们高个子顶不住矮个子替咱们顶着。后来中央开会的时候却是这个争论就出来了，汪东兴说这是砍旗，小平就针锋相对说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但是邓小平也不愧是邓政委啊他是个战略家。他早就做了深思熟虑的考虑。所以小平就提出来说这样啊，这篇文章到底是一篇砍旗的文章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我们干脆把他交给全党全国人民去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其实小平当然是胜券在握的，前面说过邓小平的生平，他是系统的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论》他都是读过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呢还是采纳了小平的意见。所以今年是华国锋呢诞辰90周年我们《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很有分量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也特别谈到就是在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还是能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所以最后他支持了小平的意见，随后从1978年的5月中旬到1978年的11月中旬大概半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邓小平当时就说了这样一段话：“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看来，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话啊，永远值得我们汲取。这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中的可以说经典之语了。三中全会它事实上就是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由此我们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再一次来到了，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又两次飞跃。第一次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第二次飞跃呢，就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或者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主要标志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一系列党的重大创新理论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开始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步伐。那么事实上，说到改革开放它一方面是我们高层，你比如说小平啊，我们党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另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呢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一方面具有我们高层的推动和带领，同时也有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推动。比如说1978年小岗村大家知道，安徽就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小平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这个概括说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区别在于解放生产力他大多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入手的，而发展生产力我们更多的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要素。比如说我们以小岗村的这个例子为例，当时，我们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后啊我们农村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大二公”的这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坦白地将，它是不适应于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这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因为中国这种农村生产力水平它相对来讲生产力比较落后，所以它是比较适合这种一家一户的这种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的。你非要搞成一个社会化的这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那么小岗村当时的情况就是到1978年这个村子的人民公社当时叫生产队真的是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大家就在一块讨论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最后说办法有，但是敢不敢搞，说怎么搞，我们来搞包产到户吧。就是把田地、任务分配给每家每户。完成任务，把该交给集体的交够，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了。这个在当时确确实实是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因为过去我们很教条化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好像只要不是公有制当做资本主义了，所以过去“文化大革命”里面我们对这个什么包产到户这些，我们是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的。把他当做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滔天罪行来批判的。所以当时这些农民要搞这个东西很有勇气。但是最后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没有别的出路，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得吃饱饭啊，所以最后决定悄悄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