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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通常是指由流民无产阶级发动的武装反对统治阶级的运动。历代农民起义秦：大泽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汉：绿林农民起义、赤眉农民起义、黄巾农民起义两晋：杜弢起义、孙恩起义、卢循起义南北朝：赵广起义、盖吴起义、破六韩拔陵起义、莫折大提起义、杜洛周起义、鲜于修礼、葛荣起义隋：瓦岗农民起义……..唐朝：陈硕贞起义、唐中期西原人民起义、袁晁起义、方清、陈庄起义、裘甫起义、王仙芝起义、黄巢农民起义、阡能起义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八字军抗金起义、红巾军抗金起义、邵兴抗金起义、钟相、杨幺起义、魏胜抗金起义、红袄巾抗金起义元：元末农民起义明朝：唐赛儿起义、贵州、湖广各族人民大起义、刘六刘七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朝：“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运动、古州苗族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暴动、捻军起义、王伦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总述：大泽乡起义又称“陈胜吴广起义”，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沉重打击了秦朝，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过程：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连克大泽乡和蕲县，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各地纷纷响应。结果：大泽乡起义因为陈胜得势后骄傲，加上秦将章邯率秦军镇压而失利。大泽乡农民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黄巾之祸，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黄巢农民起义•总述：黄巢起义或称为黄巢之乱，指的是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由黄巢领导的民变，是王仙芝起义的后续。也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遍及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黄巢之乱祸延大唐半壁江山，导致唐末国力大衰。•过程：从公元859年的裘甫发动浙东叛乱开始，到公元884年黄巢之乱被平定而结束，历时25年，农民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两江、福建、浙江、两广、两湖、陕西等十二行省，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2]•评价：从公元七世纪初隋末农民战争之后，至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元末农民战争以前，在这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然而真正具有农民战争规模的却只有唐末农民大起义。它是这一时期中阶级斗争的高潮和顶峰。这次农民战争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的转折阶段。八字军农民起义•北宋灭亡后，在金军占领地区，义军纷起抗击金兵。•建炎元年九月，王彦率岳飞等十一将7000人北渡黄河，收复新乡（今属河南）后，遭数万金军围攻，因寡不敌众，率部众突围至共城（今河南辉县），联合太行山区两河（即河东、河北，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一带）义军，坚持抗金。所有将士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决心，故称“八字军”。未几，两河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亦率所部19寨10余万人来附，屡挫金军锋锐，声势大振。二年，王彦欲率八字军北取太原，因宋廷向金乞和，不准出兵，王彦及八字军精锐万余人被召之护卫东京（今河南开封）。三年，八字军配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与金军转战川陕，屡获胜捷。绍兴元年(1131年），在平讨南宋叛军及伪齐军作战中，八字军破桑仲、败李忠、擒郭振，收复秦州等地。三年二月，金军攻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王彦率八字军配合吴玠扼守要隘。金军人披重甲，强行登山，八字军居高临下，凭借险要地势，顽强守卫6昼夜，重创金军。旋乘金军北撤，收复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八字军起于义军，后转隶为官军，多次击败金军，是南宋初期功绩卓著的一支抗金义军。元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元末农民起义著名的口号只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个口号和黄巾起义一样，用迷信来反抗专制。明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又称明末农民战争、明末民变、晚明民变、李自成之乱、张献忠之乱、等，爆发于明末天启和崇祯年间的一场农民战争。•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政府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7]•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8]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最终推翻明朝。后期出于民族大义，农民军采取联明抗清的决策。[9]但是由于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战略失误，再加上清军入关后疯狂的镇压，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10]•明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腐朽势力和清军的嚣张气焰。[11]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和总结。[捻军农民起义•1855年7.8月，建都尹沟时光、设陪都雉河集，张乐行自领黄旗，兼黄旗总目；苏天福、龚得树、韩老万、侯士伟分别担任黑、白、蓝、红各旗的总目。总旗之下有“大旗”，是组成捻军的基本单位。大旗设大旗头，称“趟主”、大旗之下还有“小旗”，是最基层的组织。这种五旗军制的组织形式，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捻军初步统一起来。从此，这支力量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爆发于皖北•地区的捻军起义战争，历时18年，波及皖、鲁、豫、苏、陕等10个省区，歼灭清军及地方团练十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捻军在长期抗清作战中，形成一套独特的流动战法，常能克敌制胜。但捻军领导者政治目光短浅，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后期又将军力分为两支，作战指导盲动，致被清军各个击破，全军覆没。为此后1911年的武昌起义提供的宝贵的经验。白莲教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1795年－1804年），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清起义的事件。•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大规模起义，使得清政府耗费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川楚起义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说法。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随着太平天囯首都天京的（南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原因•历次农民起义其实都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历史学者秦晖曾经把秦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纳为六个方面，这在上表中都可以得到体现：•1.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2.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比如茶叶专卖、海禁等政策，中国古代凡是经济利益比较好的项目都是由国家垄断。•3.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种是百姓想要迁徙却被限制，另一种是百姓不想迁徙却被官府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去垦荒。•4.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所谓的法外敲诈指的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私自给百姓摊派，巧取豪夺，所谓“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5.官府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宗教等组织提供了一种民间结社的形式，官府是不允许民间结社这种现象存在的，所以官民之间会发生冲突。•6.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因此，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四个字——官逼民反。中性地来说，这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意义•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李自成和洪秀全是两个特别的例子。但洪秀全以妖术取得局部胜利。李自成好歹结束了一个王朝，取得全局性胜利。但两人都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而在城市化后，应该是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这是对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