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黑人社团问题

1.广州黑人社团问题原因：(一)社团发育的原因与进入其他移民国家的非洲人一样,来到广州的非洲人也需要重新建构社交网络,满足适应新环境的需求;来中国前的社会文化背景、进入广州过程本身和广州的总体环境同样塑造着非洲人在广州的适应程度,此外,非洲人社团在广州的发育也有一些独特原因。首先,非洲人普遍具有分享观念。非洲人统一、和谐、互助、分享的群体意识与非洲大陆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广州的非洲人也不例外。与中国人做生意,交朋友的过程同时也是观念互动的过程。一位3年多未返回本国的非洲人说:“非洲有很多人不工作,他们只是在看着你,等你给他们带回金钱和礼物(2015年1月4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天秀大厦的访谈记录)。很多在广州从商的非洲人都有过类似的表达。从这里可以依稀看到,多数以个体身份在广州从商的非洲人其实依然受所属亲属关系网的影响;而作为个体的非洲人一旦将另一个同在广州的非洲人认定为好朋友,便以“兄弟”或者“姐妹”相称,乐于分享自己所有。在社团内部,这种拟亲属现象非常普遍,似乎是其亲属关系网的延伸。当然分享是有限度的,许涛认为,朋友之间交往遵循“情感+利益”的关系准则,这与其他人群的人际交往逻辑差别不大。相比之下,非洲人对金钱的分享显得更加直接。一些非洲人可以和好朋友共用一张银行卡,在缺少现金时直接向好朋友索取,甚至在不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好朋友家居住几个月。分享观念,尤其是金钱的分享对于非洲人社交网络的拓展有着重要意义,构成了社团发育和运作的观念基础,如一位社团领袖所言:“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外国人,所有的事情都和钱有联系,所有人都关心自己有多少钱,每个人都在寻找钱。一些时候你有困难,自己不能保存自己。你一个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你不得不将你的困难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社团)有解决困难的主意”(2013年8月21日,在广州市越秀区金麓山庄的访谈记灵)。非洲商人认为中国商人“自私”,但自己所赚之钱却也不情愿与亲戚分享。但也有一些非洲人极力避免让自己“致富”的消息传回本国,甚至在圣诞节或者新年时拒绝回国与家人团聚。其次,进入广州过程中所加强的国家认同也促成了非洲人社团在广州的发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不是单给某个非洲国家发放签证,因此那些刚刚抵达广州的非洲人不仅会与中国人产生强烈对比,也会因对本国的历史记忆、现实体验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洲人产生对比,这加强了他们对本国人群的认同。他们在回忆自己进人中国的经历时,经常会提及中国与其所属国家的外交关系及两国交往的历史。一些人把自己能够获得长期签证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与其所属国家目前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以此为荣。他们进人广州后会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正如中国对待不同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各有不同,广州警方对待不同非洲国家的非洲人的执法态度也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尽快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与其他非洲国家非洲人的社交关系。在遇到警察盘查时,一定要与某些曾在广州参与过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的人保持距离,以降低将自己陷于困境的风险。一个社团领袖描述了国家认同对社团发育的意义:“这个(指外国人无法在官方层面成立社团)是中国的安排。在欧洲和美国,真的是有法律写了外国人遇到什么麻烦,就有什么人来保护。但是在中国,没有强大的法律保护外国人,所以才要有社团……第三,广州相关管理部门营造的严格管理环境。作为非移民国家,中国的法律框架中没有“移民”的概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凡是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都是外国人。涉及外国人的签证发放、入境检査和境内管控的任务分属于外交部、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机关。进人中国大陆的外国人面临来自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宗教等地方部门的管理,而其中以地方公安部门的压力最大。豪根等认为,2008年以来广州地方公安机关通过检查签证和住宿登记来管控外国人的措施已经导致广州相关管理部门与广州的非洲人关系持续紧张,从笔者的调查看,广州的非洲人普遍以“粗鲁”来描述广州警察,他们即使证件齐全也会躲避警察的盘査,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求助于警察。广州警方对非洲人的严格管控对社团发育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刚果社团一领袖这样描述其社团的发育历史:“社团很早就有了卅'那个时候广州很少非洲人的,就是几个老乡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子。大约从2004、2005年开始,坐上了主席的位置,社团定期开会,算是真的稳定下来……2008年,北京那边开奥运会,广州这边却査外国人的签证。功能：广州的非洲人社团对内发挥着提供互助与指引的功能,对外发挥着代表本国人群与其他组织或人群互动的功能。首先,社团对内向成员提供心理和物质互助。社团为本国民众搭建社交平台,可以让漂泊于异国的社团成员获得极大的心理安慰。如博多莫曾提到,一些社团会组织社团成员一起参加教堂礼拜,进行户外活动,看望病人,参加生日聚会与葬礼,每年庆祝本国国庆节。在社团成员自身及其上下两代直系亲属罹患重病或者死亡时,社团成员的心理安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需要进行物质互助。如果某非洲人在广州罹患重病,或者其上下两代直系亲属在非洲罹患重病/死亡,且他(她)在广州没有钱救急,其所在的社团就会召开会议,召集在广州的所有社团成员捐款,助其渡过难关。不同社团对重病的定义是不同的,以坦桑尼亚社团为例,治疗花费超过人民币15000元的疾病被视作重病。如果某非洲人在广州死亡,对其尸体的处理将被视作社团中的大事。非洲人选择将尸体归葬故土,由中国海关的关税、航空运输费构成的高昂的尸体处理费用都要通过社团来筹集。在广州从商的非洲人会承受极大的商业风险,但个体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资金周转和日常生活的支出安排被视作是社团成员的个人生活,社团不会因为社团成员个人问题导致的经济困境而发起互助。如广州市越秀区国龙大厦前曾出现过一个尼日利亚“乞丐”,他因商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无法支付房租,被迫流落街头,但尼日利亚社团了解情况后拒绝帮助他(2013年11月4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国龙大厦的观察笔记)。其次,社团对内向成员提供指引。不同国家的社团所能提供的指引的范围是不同的,波克-胡佛尔等提到,尼日利亚社团甚至能超越广州的服务范围,对远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人提供帮助,引导那些尼日利亚人直接从本国到达广东佛山。多数社团能对社团成员提供诸如租房、就医、使用广州交通系统、办理签证、住宿登记等指引。其中,对如何办理签证与住宿登记的指引受到社团的特别重视。签证问题被绝大多数非洲人描述为自己在广州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少许人是因为不了解签证办理流程外,绝大多数人因为签证的获取与延期花费不菲。第三,社团对外代表本国人群与其他组织或人群互动。社团以集体身份与广州及其他地区的非洲人社团联络,与自己国家驻华大使馆或驻广州领事馆进行联系,在本国政府领导人访华时受到接见。博多莫等提到,一些社团及其领袖已经开始组织文化活动,使广州市民能更多地了解非洲文化、非洲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博多莫、肖玉华,2009)。?李志刚等提及,一些社团甚至对中国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捐款(李志刚等,2009)。但由于非洲人在广州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签证问题,使得广州的非洲人社团对外的最基本功能体现为与广州相关管理部门,尤其是与广州警方的互动。社团对外的代表功能是通过社团领袖实现的现状：尽管社团以领袖为代表已经采取了广州外国人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管理形式,并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广州相关管理机构的认可,但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些社团无法进行正式登记,无法获得中国政府的经费资助,无法以正式身份对中国的外国人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根据《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0),这些社团甚至属于应予以取缔的“非法民间组织”。广州相关管理机构目前对待非洲人社团的政策依然与《民政部对〈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外国社会团体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8)中所提供的意见一致。为了能让非正式的社团在现有法律框架中稳定运作,一些社团在组织社团活动如庆祝国庆日联欢时,也邀请广州地方警察出席,以获得广州相关管理机构对非洲人社团的信任。机遇：实际上,珠三角产业转型导致的“中国制造”价格上升,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廉价劳动力推动的服装类制造业的崛起,已经让一些非洲人离开了中国,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已经趋于衰落,非洲人的社团组织也趋于弱化。社团会议形成定制,定期召开是社团发育“从无到有”的界定标准之一,但是目前一些社团甚至连续几个月都难以召集一次会议。社团领袖们将社团趋于弱化的原因归因于非洲人在中非商品贸易中的利润降低,社团成员无暇参与社团运作、帮助他人。这其中重要的背景就是非洲人来华、在广州从商的难度提高了。非洲人及其社会组织在广州所体现的“过客”属性直接投射出中国相关涉外法律立法工作的滞后,因强化管理而衍生出的不良的“过客”体验也将造成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在中国复兴崛起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在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的过程中,积极看待外国人在华结社行为,完善涉外立法,充分发挥非洲人社会组织在广州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中的功能,对中国在非洲及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国家涉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加强中非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2.广州黑人社会融入问题。原因：1.中非生存生活环境存在较大反差在穗非裔黑人多是从事商业活动，如服装和小商品的倒卖，在广州以低价买入，回本国高价卖出，从中赚取高额差价利润。有能力到中国发展的黑人多也是在非洲国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群体。但即便如此，仍有本地居民反映“黑人不讲理，打的十几块，偏偏只给十块，讲话又不通，只能忍气算了”一类情况。此种现象的产生与非裔黑人的消费观不无关系。国人讲求“不塌人情不欠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非洲多国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甚至许多民众自小生长于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相应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使他们形成了“有钱就可以摆脱不好的生活，就有机会离开贫困环境”的想法，也“造就”了非裔黑人在本地居民眼中“爱钱如命，为少给一分不讲道德算什么”的负面形象。2.文化价值观念及信仰存在差异抛除国籍、阶层、性别等限定要素，外来人口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不仅在生存生活层面需要融入新环境，更需要在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达成适度融入，才有助于其对新城市的工作生活形成认同与归属。然而，非洲国家与中华文化间的差异较大，社会成员的思维习惯、信仰、行为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如，比较而言，非裔黑人的自我为中心意识更强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先；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要先义后利，舍己为人。在接触交流中难免存在矛盾。3.缺乏基本生活信息供给渠道广州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形成对非裔黑人的良好覆盖，无论是文化活动、卫生服务，还是基本生活信息的供给，都缺少足够的渠道来确保福利服务的落实。首先，从信息供给的主体层面来看。政府部门而言，小北一带有外国人管理处，但常年都是大门紧闭的状态，极少见工作人员或非裔黑人进出，未发挥应尽作用；社会组织而言，小北DF街附近仅有一家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内设外国人部为非裔黑人提供信息，但因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开设活动的面向宽泛，缺少精力做细致全面的生活信息供给条件。其次，从信息供给的内容层面来看。非裔黑人因对广州生活情况不熟悉，在就业、文化、医疗、住房、交通、饮食（如清餐厅的位置）等方面均有信息获取需求。然而，目前的情况是，除文化信息的提供倍受重视外，其他层面的信息供给存在大块空缺，影响非裔黑人融入地方生活。4.语言不通且中非生活方式存有差异语言是个体进行沟通交流的必备工具，非裔黑人在融入广州社会过程中，对地方语言的认知与认同并不一致。广州人主讲粤语，部分年长者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只听粤语。对非裔黑人而言，普通话的难度程度已经令其叫苦不迭，再加上粤语挑战，着实很难形成学习中文的动力。此外，非裔黑人对学习中文的态度不一。部分黑人将中文学习当作兴趣爱好，这少部分人的构成者主要是在广州留学或游玩的非洲学生；部分商人和在穗工作者有意愿学习中文，主要是易于与当地人沟通，工作方便。但因中文学习难度实属太大，非裔黑人能够掌握的汉语表达多为日常简单用词用句，在沟通交流中仍存在很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