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读书笔记哈贝马斯是享誉当今世界的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当时该书的出版如同石沉大海，波澜不惊，丝毫都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让哈氏本人都感到吃惊的是，该书竟然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认识对象，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被奉为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圭臬之一。那么，公共领域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哈氏在此基础上是如何认识媒介的？公共领域的转型与媒介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1.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理论是哈氏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批判性工具，公共领域则是构成这一理论的概念基石。在哈氏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它的完整概念应该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意义。它是指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哈氏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就是由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形成的公共交往空间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先是以文学公共领域的形式出现而已。但是，文学公共领域并不具有政治功能，直到其批评范围渐趋扩展到经济和政治方面，文学公共领域才正式转变成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2.公共领域转型的“中枢”——媒介转型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转型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媒体的转变上。他对公众舆论的媒介或载体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它们才是真正公共话语的空间，对公共领域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原则是公共性，目的是消除专制主义统治，而公共领域发展的结果却是维护在自由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受过教育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是在对公共领域这一内在矛盾性认识的基础上，哈氏分析了公共领域在1世纪后期因国家和社会的渐趋融合所出现的结构转型。他指出，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由于市场经济关系在19世纪的迅猛扩张，此前构成公共领域基础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泾渭分明的分离关系变成互相渗透的融合关系。一方面是国家干预主义的极度增强，公共权力介入私人交往过程；另一方面是承担公共权限私人组织的广泛兴起，私人交往呈现公共权力运用，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并最终导致两者的相互融合及公共领域的转型。在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阶段，媒体始终是公共领域机制化的重要平台和反映公共舆论的重要载体。它兼具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公共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等诸多特点，对于公共领域功能的发挥起到了关键作用。3.媒介转型的表现但是，随着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它的机制化平台之一———媒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文学公共领域。他说“：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在分析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生产机制所发生的变化之后，哈氏认为公共批判在文学领域已经不复存在，受众本身也从文化批判者变成了文化消费者。表面上看来，电台、出版社和协会在不断举办着各种热闹非凡的公开讨论，讨论本身似乎也“得到了细心的培植，扩展其领域时似乎也不存在桎梏”，而事实上是讨论成为消费的形式，交换成为批判的原因，大众传媒所构成的文学或文化领域彻底显现了公共领域衰败的事实。其次，哈氏分析了大众媒体兴起所引起的新闻写作形式的变化。在他看来，十七与十八世纪的报刊活动基本上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而到了十九世纪报刊逐步从纯粹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文化传播，新闻写作也由“个人新闻写作”阶段转变到公共服务的阶段，报刊由传播信念为目的转变为以商业盈利为宗旨。同时，新闻写作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编辑成为独立于写作之外的一种新闻专业活动，对素材的选择变得比社论更重要了。对此，他描述到“：尤其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一家报纸的地位和声誉主要不取决于其评论员是否色，而取决于其发行人是否能干。发行人在任用用编辑时，是期望他们能够按照企业的私人利益行事。”这是对曾经作为公共领域的报刊蜕变为商业报刊的形象描述。这种描述只是哈氏所指的公共话语空间消失的表象，紧接着他论述了构成媒体公共性品格丧失的实质———作为公共功能的宣传（广告）对公众舆论的操纵和控制。他指出，与报刊结构转变相伴的是商业广告的崛起，甚至成为报刊的主宰，这就彻底地使报刊作为公共话语的空间功能逐渐消失。因为广告本身虽是销售的手段，但是在侵入“公众舆论”的变化过程中，它却具有了舆论管理的政治功能，比如在关实践时它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方式已经俨然把商业目的置于公共舆论之上，从而成为操纵人们观念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变戏法。到此为止，公共领域彻底完成了结构的转型，假借公众舆论外衣的伪公共话语成为现实交往的常态，理想的公共话语平台也彻底崩盘，通过批判性的讨论而实现理性交往的途径也无迹可寻了。因此，哈贝马斯最后以不无忧虑的口吻称这种表现在媒体公共领域的转型为一种“重新封建化”的过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正是借助公共领域这一利器才结束了封建专制性的舆论统治，并实现了自身的解放。然而，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公共领域的理性的光环却黯然退去，伴随着本身的转型而最终成为再次封建化的“伪公共牢笼”。哈氏正是以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完成了对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媒体的前后变化过程的分析，从而向我们揭示他对媒体功能和角色的深刻思考，即作为公共话语平台，它在构建理性交往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