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研究

龙源期刊网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研究作者：周字宇龙珲佘红英来源：《北方音乐》2015年第19期【摘要】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且音乐性能也十分优良的曾侯乙编钟，会出现在当时一个靠近中原地区、孤陷于楚国境内、且臣服于楚的一个附庸之国——随国呢？其编钟文化特征怎样？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为挖掘编钟音乐文化精髓，彰显随州特色文化尽菲薄之力。【关键词】随州；编钟；礼乐文化；音乐文化引言随州位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枣走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史多载，随州辖境有随、唐、厉诸国同时并存，北宋年间在湖北安陆出土的“安州六器”即记载有曾、唐、厉诸国，据研究者认为曾国即是随国，《左传·桓公六年》中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可知随国是周王室分封的汉水以东的大国。在当今的随州境内不断地发现有先秦时期的编钟，如叶家山出土编钟、文峰塔出土编钟、曾侯乙编钟、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等，尤其是曾侯乙编钟，是目前所发现的出土数目最多、音乐性能最强、做工最精美、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套编钟，从而震惊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随州因而被称为编钟之乡。自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有关编钟音乐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课题，并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规模庞大、音乐性能优良的曾侯乙编钟出土在一个当时靠近中原、孤陷楚境、且臣服于楚的附庸之国——随国呢？其编钟文化特征怎样？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为挖掘编钟音乐文化精髓，彰显随州特色文化尽菲薄之力。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积淀的文明，几乎都与“礼乐”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礼”与“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对维系礼乐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历史上诸多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多将礼乐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讨论，似乎“乐”的使命就是“非礼而不举”，必须唯“礼”是从；构成礼乐文化的“礼”与“乐”，同样应呈现出一派温文尔雅、宁静和谐的状态。这种“礼备乐和”的理想观念，并不能反映出传统礼乐文化发展的真实。当我们把“乐”从众多庞杂的文华事象中剥离开来，将其作为独立文华现象考察时便发现，礼、乐二者本质上存在很大不同。乐并非简单地依附于礼，它不仅拥有自身独特的本质属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与“礼”尖锐的矛盾冲突。传统礼乐观念中的礼乐和谐状态，不过是礼乐关系的一种暂时性、非本质性的呈现方式。“礼”与“乐”同是西周时期极为重要的制度。它不仅是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舞乐形式，而且也是区分等级高下、尊卑贵贱的标尺之一，同时通过乐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行为、道德准则纳入统治者所要求的轨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汉东之国随为大”，文献记载随州是古代随国的所在地，随国乃龙源期刊网周天子在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其遵循周代的礼乐制度，把“金石之乐”作为礼乐重器而发扬光大。一、“礼”之体现礼乐制度是周天子为维护君臣上下等级秩序而建立的一套文化典章制度，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以礼仪和音乐的等级化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制度。“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不分家，行礼时必须要有音乐。“要有什么音乐呢，必须是编钟敲出的音乐”，编钟属金类乐器，为“八音”之首，在周代为礼乐重器。古随国出土如此丰富的编钟，说明汉东之大国——随国是非常重视以编钟为礼器的乐文化的。2011年2月至6月和2013年3月至7月考古人员对随州经济开发区叶家山古墓群进行了两次发掘。整个叶家山墓地一、二期共发掘墓葬139座，马坑7座，共146个遗迹单位。墓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出土有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各类文物达1000件套。尤其是在叶家山二期最大墓葬111号墓葬发掘中，出土了5件编钟（1件镈钟和4件甬钟）。这让随州这个“编钟之乡”，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据专业人士介绍，111号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的古墓，这里出土的编钟，比曾侯乙墓中的编钟早500多年。叶家山墓地为高等级贵族墓地，规格和规模在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首屈一指。因为时间早了500多年，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如曾侯乙时期，所以这次墓中的编钟规格不会比曾侯乙墓中的更大，数量也不会更多，但等级可能比较高。之前发现的西周编钟，最早的是西周早期晚段的康昭年间的3件组，如陕西宝鸡竹园沟弓魚伯格墓和长安普渡村长甶墓都是出土的3件组的编钟，而叶家山111号墓出土编钟时间更早，数目更多。说明古随国在西周早期已经开始使用级别较高的编钟礼乐了。在周礼中，编钟编磬作为礼器，有关钟、磬乐器数量和设置方位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就象当时的列鼎制度一样不可僭越。“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周礼·春官·大司乐》）王宫悬为东南西北四面摆放的乐队；诸侯轩悬为三面摆放的乐队；卿大夫判悬为两面摆放的乐队；士只有一面摆放的乐队，如有不遵，就是违礼，将要遭诸侯讨伐。曾侯乙墓中室的“金石”乐队即编钟和编磬的组合乐队就是典型的三面悬即“轩悬”乐队。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多达9种125件：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笙、排箫、篪。这些乐器分别置于墓中室和东室。中室的乐队编钟为：编钟65件、编磬32件、鼓3件、瑟7件排箫2件、篪2件，共115件。曾侯乙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于一曲尺形的钟架上，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甬钟，33件，下层为两组大型甬钟，12件，另有镈钟1件，与同出的一架32件曾侯乙编磬正好三面摆放，其他乐器置于其中。这种三面摆放的“轩悬”乐队与墓主人曾侯乙即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身份正好相符，是周代“礼”乐悬之典型的体现。二、“乐”之升华龙源期刊网编钟在古随国首先是作为一种礼器，注重其祭祀功能，体现周代礼的属性。但古随国的编钟在数量上及精美程度上都要高于其他地区的。如叶家山111号墓编钟目前所见西周早期仅有的且数量上比稍晚些的西周中期的还要多。曾侯乙编钟虽是轩悬乐制，但其数量多达65件，且呈三层悬挂于曲尺型钟架之上，其音乐性能优良、音域宽广，仅次于现代钢琴；音色纯正并富于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洪亮，低音浑厚，不仅可以演奏动听的古代乐曲，而且能演奏中外现代音乐。更为神奇的是，曾侯乙编钟的每件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并且互不干扰，在中层甬钟中有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内十二半音齐全，可旋宫转调。曾侯乙中室的金石乐队虽然是礼乐制度中礼之体现，其乐的功能则明显增强，这是在礼的背景之上的乐的拓展，这与古随国人在不违背礼的规范前提下的大胆创新是分不开的，是其对乐的追求的结果。在曾侯乙墓中除了金石乐队，在墓葬的东室还有许多非金石类乐器：瑟5件、琴1件、均钟1件、笙2件、鼓1件，共10件。东室的非金石乐队的以鼓为节奏乐器，琴、瑟、笙为旋律性乐器，大大加强了乐器的音乐艺术表现力，东室安置的8位殉葬的青少年女子应该是“女乐”人员。这种非金石乐器组合，反映出以享乐为主的新型音乐功能之体现。三、“礼”“乐”并重“礼”与“乐”有着殊途同归的功效，表现形式却同异有别，各有所用，内外不同，相辅相成。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礼记》则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本质上是相通的。《乐记·乐论》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礼”先“乐”后，礼是乐的基础，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礼和乐不可偏废，礼乐不潜越，平衡与调和，就会形成和谐社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是贵贱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通过编钟，可以窥见相隔2，400余年的曾侯乙其人：即使是“礼崩乐坏”的战国早期好乐的曾侯乙仍然坚守周礼乐悬，他把北方中原地区的现实主义和南方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规矩之内实现了突破。周礼中规定诸侯使用的编钟礼器三面悬，但没有规定每面几层，这就给了古随国人以想象发展的空间，于是向纵深发展以增加编钟礼乐的音乐功能。三层曲尺形摆设的曾侯乙编钟，将礼和乐巧妙的融合，既没有失礼，又能演奏出最好的音乐，曾侯乙不仅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能够在政治和礼制的约束之下，将完美的音乐呈现出来。西周的中原人墨守成规，楚地的南方人生性浪漫。只有在南北交通之地，既了解北方的规矩，又能够具备南方的变通思维的人，才会用这样一种形式去呈现音乐，所以才有了伟大的曾侯乙。虽然曾侯乙作为古随国人，他能在规则内寻找突破的做法，犹如带着镣铐舞蹈，带给世人无限的惊艳。龙源期刊网本文以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举例法、分析法等诸多研究方法，对古随国编钟音乐中的“礼”和“乐”及其特性和表现，做了一定深度的比较性的地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礼乐作为中国音乐的组成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人们探讨西周礼乐制度，对于礼与乐的关系是其重点。周公制礼乐重在社会有序，其核心应该是在于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化，因此，礼乐是为等级制度下的礼乐。它对于研究编钟音乐文化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郑樵在《通志》中所谓：“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解读恰如其分。古随国的编钟音乐文化既是礼的体现，也有乐的发展，礼乐并重，相辅相成。笔者通过对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特征研究，对古随国编钟音乐文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进而对周代礼乐文化的多元性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参考文献[1]雷文洁.文化随州[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1.[2]李幼平.钟鸣寰宇[M].武汉出版社，2008，12.[3]李幼平.论随文化及其表现[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9，3.[4]邵晓洁.钟楚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5]邵晓洁.楚钟纹饰及其礼乐象征[J].中国音乐（季刊），2008，3.[6]程有先.先秦时期吴楚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J].鄂州大学学报，2008.[7]李宏峰.传统礼乐文化的内在张力结构[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7，4.[8]项阳.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J].中国音乐（季刊），2007.[9]陈艳.许灵公墓出土编钟音乐文化因素分析[J].中原文物，2011，2.[10]曹玮，魏京武.西周编钟的礼制意义[J].南方文物，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