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没落：阿伦特论异化之源

书书书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２０１４行动的没落———阿伦特论异化之源吴　兴　华（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芜湖，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在阿伦特看来，人的积极活动包含了劳动、工作和行动三个方面。劳动由于与自然生命相关，从而将人局限在私人领域之中，而与人之本性无关；行动则将人从自然生命和私人领域中超拔出来，进入到公共生活领域之中，从而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现代人恰恰违反了人的本质特性，为了物质欲望而沉迷于劳动，从而退出公共领域而将自己闭锁在狭隘的私人空间中，以致成了孤立的个体。因此，现代人要想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回归于行动。阿伦特的研究将公共政治领域的重要性空前地凸显出来，强调了政治参与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天命，对于一心关注自我的现代人无疑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　　关键词：异化；行动；劳动解放；孤立个体；公共领域　　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从社会整体当中摆脱出来而变成了独立的个人，个人不再积极地参与社会整体的活动，而是积极地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辛勤地劳动和工作，从而把社会行动当作对于个体的束缚，认为唯有劳动和工作才是人的本质性的实现。然而，阿伦特突破了世俗的思维方式，认为正是因为人与世界的分离，使得作为“世界性”的人放弃了行动而沉迷于劳动和工作之中，背离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从而陷于异化①的状态之中而不能自拔。同样是探讨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恰恰是劳动背离其本性，而其根源则在于经济变迁，而阿伦特则认为人的异化恰恰是由于人退出公共领域而躲进劳动的私人空间，而其根源在于人的境况的变迁，从而为人们在熟知的框架之外理解异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一　行动：人之为人的根本虽然阿伦特是政治思想的“局外人”，②但学者的责任感促逼着她认真地注视和反思现代世界，尤其是生活于现代世界上的人类的命运。而《人的境况》一书就是阿伦特思考现代人类命运的结晶，也是我们解开阿伦特异化思想的密钥。在阿伦特看来，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在于人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复多性的存在，人的开放性和复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为人找到一个可定义的“本性”，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对那些永恒的一般人类能力分析来把握人的存在境况。因而，为了研究人的现实境况，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将关注点放在对人类能力的分析上。在阿伦特看来，人类这些一般能力是出自人的境况，只要人类境况本身不改变，它７４①②本文为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ＳＫ２０１３Ａ０７５）、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课题（ｍｘｋ０３０１９）的阶段成果。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将异化理解成“世界异化”，认为现代的“世界异化”体现为人的双重疏离：疏离世界和疏离地球。由于人的双重疏离是相互关联的，世界以及地球与人之间的最终关系依然要通过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反映出来，因而本文所谈的异化主要聚焦于人自身异化。（参见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ｐ．６．）［英］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们就不会丧失。这些出自人类境况的能力，不仅仅是人类的不同活动形式，而且它们还带有空间性，所以人可以在不同的经验活动场景中找到自身。既然人的现实活动形式是受人所处的境况决定的，那么，人的异化就必然与人的境况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想说明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之中，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人的应然存在状态，只有从实然存在状态与应然存在状态的对比中，人的异化才会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要理解人的异化问题就必须要先考察人之为人的应然存在状态。与马克思等诸多先贤一样，阿伦特在承认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又把人看作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所以，人类要突破自然的束缚而进入到社会之中。在阿伦特看来，人类进入社会的途径是活动，人正是通过活动进入社会，并在社会中展现其自我，所以活动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全部。人类最根本的活动主要有三种：劳动（ｌａｂｏｒ），工作（ｗｏｒｋ）和行动（ａｃｔｉｏｎ）。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每一种活动形式都是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①劳动的处境是生命本身；工作的处境是人造的世界；行动的处境体现的是人的复数性。三种不同的处境又分别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三大领域：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总而言之，三种活动当中蕴藏着人类的一切秘密。①②④⑤⑥⑧⑨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７；ｐ．７；ｐ．２９；ｐ．７；ｐ．７；ｐ．７；ｐ．７．③⑦　［英］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第１２６页；第１３２页。⑩　阿伦特所强调的政治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作为“共享生活”的政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见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页。）人类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具有“饥则思食，寒则思衣”之类的生理需要。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人类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身体的生物活动过程相适应的活动是劳动，而身体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必需品都有赖于劳动”。②因而，劳动实际上是被生命所驱使，人通过劳动与生命融而为一，劳动的人之境况实际上就是自然生命本身。劳动犹如人的生殖一样，由人的生理需要所支配，纯属于一种自然生产过程。自然输入与产出的平衡就决定了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必须被迅速地消费，从而导致为了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存续，也即生命的存续而不停地劳作。由于劳动是为了满足个体的身体需要，“不关注共同世界以及复多个性之间的互动。劳动者‘独自与身体在一起，面对赤裸裸的必然性以维持生命’，”③所以，劳动是纯粹私人性的活动，属于“私人领域”。由于劳动将人局限于自身的自然需要，将人锁闭于私人领域之中，失去了与社会的交往，人不成其为人，“人在这个领域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只是作为人———类这个动物物种的一个样本。”④因而人为了成为人，人类的活动就必须向前发展，向上超越，超越“劳动”的结果就是“工作”。“工作”又称“制作”，它脱离了劳动的自然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造’事物世界，它明显不同于所有的自然环境”。⑤工作活动本身及其成果都摆脱了人的生理循环，具有独立性和持久性，不再仅仅服务于一个人的自然生命，而是能为其他社会成员所享用，因而工作不再像劳动那样被锁闭在公共世界之外，它所生产的事物存在于所有人在场的世界，工作所创造的是一个社会领域，“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⑥尽管工作超越了个人性，但却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压迫，因为“在制作活动内，存在着一种显然以世界本身为导向的目的等级”，⑦这也就是说，在工作当中，人没有成为目的，而是被当成了商品生产的手段，从而与“人是目的”的现代吁求相矛盾，因而工作仍需向前发展。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人类活动的最高层次就是行动。“行动”与“劳动”和“工作”不同，它“是仅有的在人们之间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而直接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⑧对应于人的复数性生存处境，行动揭示了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一种与他人共处的存在。在与他人的共处中，人展开了与他人的互动，开始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于公共领域对应的是人的复数性，而复数性“不仅是所有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充分条件”，⑨所以，所谓公共领域就是一个政治⑩生活领域，人类通过行动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进入政治生活领域，从而借助行动，人也就由自然存在物、社会生物变成了一个政治存在物。既然政治性构成了人的存在的根本，那么人们通过行动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之中，就是自我本质的展现和实现，因此，人类８４吴兴华：行动的没落正是通过政治行动才真正摆脱了自然个体和社会团体的束缚，从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走出来，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所以，行动乃人之为人的根本，行动才真正构成人之应然状态。二　劳动的解放尽管劳动、工作和行动都是人的根本性活动，但在古代社会三者的地位却不同。由于古代社会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因而作为政治活动的行动备受尊重并被列到人的活动等级秩序的最高位；而劳动和工作则受到限制，因为它们“都不拥有足够的尊严去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生活（ｂｉｏｓ）：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①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过去被鄙视的劳动开始取代行动而窃据高位，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劳动解放”，即“劳动”对于“行动”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恰恰是人异化的结果。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作为政治动物，“人之境况的所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②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之境况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与劳动相关联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要想弄清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还需要先了解现代之前的一次逆转，即沉思与行动的逆转。尽管在古希腊时代，参与政治是每个公民共同享有的最为重要的积极生活方式，每个公民都可以在城邦中自由地参与政治事务的谈论和决策，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过也有一些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已经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生活形式———“沉思”，柏拉图将“沉思生活”视为高于“积极生活”，要求人们以沉思者的眼光来审视人类活动，从而就已经蕴藏着将人类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的危险。后来这一认识又被基督教哲学推进了，像基督教中主张超脱世俗，追求一种永恒，其实就是要脱离现实的政治活动。正是这种转变导致行动在人的活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而慢慢从最高等级上滑落下来，不再受到人们的尊重。①②③④⑥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１３；ｐ．７；ｐ．２９０；ｐ．２９４；ｐ．３１６．⑤　［英］玛格丽特·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第１５５页。⑦　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２页。前现代社会对于沉思的尊崇并没有能够持续很长时间。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制造，人们认识到对于真理和知识的获得“仅能靠‘行动’，而不是沉思”，因为“对于获得知识和接近真理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比被动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更不值得信任了”。③这样，人的活动的等级秩序又发生了一次倒转，而这次倒转的结果是“在积极生活内的几种活动中，制作和制造的活动———技艺人的特权，被提升到以前由沉思所占据的首要位置”。④不过，现代技术革命同样也没有让技艺人一直居于崇高的位置，因为现代功利主义的发展要求一切技术都服务于生命的需要，而不是自然生命的超越，从而使制作最终为劳动所取代，“科学革命给予积极生活的新地位，提升了既为古代的行动人也为古代的思想人最鄙视的活动———劳动”。⑤就这样，在现代社会中，劳动最终上升到了活动等级的最高层。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地位的空前高涨获得了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双重支持。在思想观念上，基督教为劳动解放提供了重要的信念支持，因为“基督教对于生命神圣性的重视倾向于抹除古代对于积极生活内部所作的区分；倾向于将劳动、工作和行动视作是平等地服从于现世生活需要的活动。同时，这种抹除有助于劳动活动，或者说，任何对于维持生物过程来说必需的活动，摆脱了古代对它的部分轻视”。⑥由于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已经抹平了各种活动间的等级差别：行动不再具有高贵血统，劳动也并非等而下之，从而为劳动的解放打开了方便之门。加之现代“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自我发现和自我确证的要求”使现代社会较之于古代社会有了重大的进步，但在阿伦特看来正是这种“不断加剧的主体主义”对政治构成了“最大威胁”，⑦因为随着主体性意识的膨胀，现代人为了凸显自我，而开始越来越将自己从周遭环境中超拔出来，这样就必然斩断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失去与世界的关联，使现代人开始对政治漠不关心，最终退变成原子化的大众。在现实上，文艺复兴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