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

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C1022陈思琦从古至今，中西方政治制度都是不同的。也正应为这制度的不同，才形成现在中西各个方面的不同。从古代说起：我国与西方国家都以君权神授来取信于民，得以统治国家。但是，就中国而言中国式中央集权，有无比黑暗却也有光明的时候。可西方国家呢，行使的封建分权却导致中世纪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漫漫黑暗之中。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治、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遗址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无论是他满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古代中国的历史，不过是记载王侯将相们的家族历史，而平民百姓却无足轻重，史书上却从无记载。而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这里没有绝对一切的专制君主，更多的只是围绕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与革命。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而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延引他人并综上所述总结：古代中国实行人治，一是重视皇权，没有民主人权可言。皇权对臣民施以严刑酷法，以强制百姓遵规守矩；二是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家庭是皇权最坚实的社会支柱，严格受到血缘礼仪规范的限制。上有皇权，下有家庭，所以奖赏与治罪往往涉及家庭。古代西方实行法治，一是重视人权，人权自由受法律保护；二是西方伦理推崇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家庭与乡土观念相对淡泊。所以政敌制裁相对宽容，不涉及家庭。当代中西方政治制度仍是不同。西方的政治体制不讳言利益，它认为人都是自私的，当民众把权利交给政府的时候，政府的人拥有了无尚权力，作恶可能性极大。所以西方的政治体制设计时，是采取分权制衡，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是个好机制政党为自己利益，要尽量讨好人民，尽量以民众认可的方式贬低对手。通过贬低对手，使政敌在全民选举中落败。自己上台后，当然会得到很多利益。这种利益驱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各种力量之间的监督始终保证一种较为恒久的内在动力。而且敌手为了找出对方的毛病而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可以说，这种利益驱动下的监督是比较彻底的。而民众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监督下，看清了站在台上被对方剥得精光的各个候选人。可以较为放心地投下自己的一票。这种机制的弊端就是，政敌之间为了攻讦对方，不惜采用下三烂的手法，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中伤对方。使得政坛上乌烟瘴气，难有宁日。候选人们基本是没有几个好苹果。而且这种分权制衡，利益驱动的机制，很容易造成内耗。使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而削弱国家的决策效率。另外，这种体制，由于采取的直选和普选，对选民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如果，选民们很容易被一箱苹果或两包烟就收买了，那所谓人民选出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是有钱人选出来的。我们民国初期的贿选可谓见一斑。西方选择这套体制，与其历史和文化有深厚关联。因为西方文化是讲求利益的，不讳言利益。中国政治体制，是良知驱动。所谓良知驱动，是指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当权者要为人民服务，是靠自己的良知，或者说，凭借自己对于党的忠诚（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来行使自己的职责的。在这种体制下，也有制衡，那是靠良知为驱动的，即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自己的良知。各个权力体系之间的制衡，其驱动由于没有了利益驱动，靠的是对党和国家的责任，靠的是自己肩上的神圣使命来驱动的。即使，所说的人民监督政府，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监督政府呢？虽然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但那个空洞的国家利益真正落在自己头上有多少呢？有一部分监督是靠利益驱动，而另一部分，则是由良知驱动的。有时候会这样，我之所以要揭发这个贪官，并不是因为他得罪过我，而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有良知，所以要揭发它。这种机制，由于没有表面化的政治斗争，在政治空气里是比较清洁的，不会搞得污烟瘴气，但本质怎样，却很难说清。所以在这种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保持党员干部良知的重要手段。但有时候这个手段却是苍白的。这种体制缺点可能是，由于缺乏彻底的监督，使社会上充满着虚伪的人。今天可能这个人还给大家讲廉政，明天他自己就可能身陷囵狱。很多时候，由于缺乏利益的硬驱动，所以有时候即使有真正的监督机制，也会浅尝辄止。缺乏有力的深度的监督力度。常常是差不多就完了，何必太较真呢？这种体制的决策效率是很高的，因为是一党执政。国家能保持较高的稳定程度。中国的儒家文化耻言利，而喜言义。这种选择是适合国情的。但目前，我们的人民监督政府，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党员干部的良知单单依靠思政工作加强，是否能见成效，尚有待实践检。而且目前各权力体系之间的监督驱动也使靠良知（常表现为党性）驱动，效果怎样？我看是欠佳的。我的观点是，我们也要向利益驱动方面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而我们还要正视这个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