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论析

龙源期刊网《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论析作者：尚烨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3期内容摘要:“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本文拟从游民社会对古代乡村自治实体的冲击这一角度对其进行文化阐释,并且从人物形象、冲突方式、情节结构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最后,对这一故事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消极因素进行一些反思。关键词:游民暴力文化阐释一.人物形象“三打祝家庄”这个故事主要由两方面人物构成:一是由宋江率领的梁山泊诸人,这是一群游民固化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二是以祝家三兄弟为代表的祝家庄人马,他们可以看作是当地的一个乡村自治实体。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派人物的活动而逐渐展开。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李逵的形象,他生性粗鲁,忠勇率直,在一打祝家庄中,“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两把夹钢板斧,火剌剌地杀向前来”,但他天生好杀,经常滥杀无辜,一向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它不仅杀了祝龙、祝彪,而且将扈家庄上杀得一个也没了。顾大嫂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她的身上体现了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和强烈的帮派意识,当她得知解氏两兄弟蒙冤入狱、危在旦夕后,义无反顾的组织劫狱计划,有勇有谋,豪爽仗义,她与绿林好汉结为知己,这些行为使她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传统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反差。解氏两兄弟可以称之为被逼上梁山的典型形象,他们本为良家子弟,因为捕虎受到毛氏父子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生命危在旦夕,多亏顾大嫂、孙立等人仗义相救,劫狱而去,此时对他们兄弟来说,梁山是唯一的选择,作为被这个黑暗世道所侮辱所损害的人,他们的梁山之路是必要的、合理的。二.双方的斗争形式:暴力对抗在水泊梁山和祝家庄之间发生了三次暴力对抗,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在前两次进攻中遭到了失败,最后一次在军师的妙计下取得成功。这三次暴力对抗对当地社会造成了很大破坏,而事情的起因竟是时迁偷了当地的一只鸡。一只鸡引起暴力冲突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其中却蕴含了逻辑的必然性。龙源期刊网正如前文所述,梁山人的本质是游民,他们往往以偷盗、欺骗、赌博、抢劫等活动谋生,生活极不安定,有破坏性。这种游民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梁山人若想维持生存,必然依赖于暴力,依赖于铁和血。“三打祝家庄”这一故事文本显示了一种暴力美学,首先是时迁火烧庄子,这成为梁山攻打祝家庄的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两次暴力对抗,后来作者笔锋一转,描写顾大嫂等人暴力劫狱,营救解家二兄弟,最后一次暴力对抗后出现了血腥杀戮。而作者并没有对这种暴力持一种审慎理性的立场,没有持一种公允客观的态度,而是大加赞赏,并赋予这种暴力以美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力对抗的同时,从《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为反抗者的暴力行为提供合理性支持。这部作品公开地歌颂了与朝廷对立的盗匪,发泄了人们对于黑暗社会的怨愤。从朝廷到地方,处处都有贪官和恶霸,对于不义的人、不公的事,“好汉”的办法就是“杀”和“抢”,这种暴力行为得到人们感情上的认可,让人们认为要在社会上生存就一定要靠暴力。三.情节结构“三打祝家庄”这一文本结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杨雄、石秀等人烧了庄投奔梁山,这成为三打祝家庄的起因。可是打了两次都没有取得胜利,这是“欲擒故纵法”,二打祝家庄后情节进入了一个困境,叙述难以继续推进下去。此时解珍解宝成为三打祝家庄的直接动力,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横云断山法”。解家二兄弟争虎下狱,由此引出了孙立、孙新、顾大嫂劫牢上梁山,然后孙立潜入祝家庄作内应,一举攻破祝家庄,故事发展到最高点。这个故事是自足的,即使脱离了整部小说后也能单独存在。“三打祝家庄”以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三次回环为主要情节推进模式。通过三次回环递进,使得情节不断的叠加深化,使这个故事变得更生动,双方矛盾冲突更激烈,气氛渲染更浓烈,人物形象更丰满。伴随着“三打祝家庄”这一主要情节的是一个聚的过程,一个合的过程,一个梁山好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杨雄、石秀、孙立、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等人先后投奔梁山。水泊梁山正处于上升的趋势,因此整个故事叙述起来洋溢着昂扬和朝气,让人感到一股锐不可挡的英豪之气和冉冉上升的希望。四.矛盾冲突的文化解读如果我们从文化学角度来解读梁山泊与祝家庄之间的三次暴力冲突,“三打祝家庄”这一故事文本突出的反应了游民社会对古代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冲击。水泊梁山此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稳固的游民组织,是古代游民社会的缩影,游民们作为无权无势的个体,需要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固化形式一般称之为“聚义”。在宋江的领导下,梁山聚义实际上是100多位有本事、有性格的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水泊梁山此时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游民社会。龙源期刊网祝家庄作为一个民间自治实体,是维系政权、族权和底层民众的纽带,它不属于政府,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民间组织,且看文中对祝家庄的描述,“方圆三百里,却唤作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正应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说法,这个组织“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其产品则是多种多样的……也利用机会而得以加强自卫以对付土匪强盗和暴动”,而这个组织属于在地区或宫中颇具影响的豪门贵族,是在地方上颇具规模的民间势力,其主人则是远近有名的豪气盖天的人物。梁山聚义后,那些好汉们保持了游民的生活习惯,并不生产劳动,每天除了舞刀弄枪,只能靠打家劫舍吃饭。抢劫祝家庄这样富足的庄园对游民组织的生存有重要意义,他们打祝家庄得到的好处是多少呢?五千万石粮食,这些够梁山吃三年。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全然是劫富济贫,祝家庄里的人多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在缺乏政府保护的前提下,他们成立了保护自己的基层自治组织,这个组织并未侵犯到宋江等人的利益,却遭到他们的毁灭性打击,这怎么能称之为替天行道呢?尽管祝家庄这个民间自治组织不属于政府,但它同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祝家三兄弟抓住梁山好汉后首先想到的是将它们押送官府,它是政府实现对底层有效控制所必需依赖的力量,是政权的基础。这种“官民共治理”的民间自治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这是一种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国家权力通过这样一种组织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因而以宋江为首游民社会对祝家庄的打击同时也是对这一民间实体所联系的政权、族权的打击。五.反思从“三打祝家庄”这个故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水浒传》时代,人民安身立命的依据不是法律不是正义,而是暴力。在《水浒传》里,法律、正义与爱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暴力却是从头写到尾。这说明直到《水浒传》成书,中国都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近代,暴力成为左右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暴力常常超过其正当性,对社会历史的前进造成巨大伤害。人道主义的缺失是这个故事乃至整部《水浒传》的重要症结,这样一些反人类行为也有其人性根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是对人自身矛盾性的真实描绘。但是,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组织,就在于我们能对这种魔鬼性进行自觉控制,而是每个人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呵护和发展,因为理性、正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显示了更具意义的人性。但是,“三打祝家庄”这个故事中却折射出对于人道的漠视,更悲剧的是,那些缺失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竟被我们历朝历代,为我们几百年来的人始终奉为英雄,在这样思想意识的支配下,社会如何能进步。尽管从理性上分析,“三打祝家庄”的梁山人有很多的丑陋和粗鄙,甚至残暴和嗜血,然而像解氏两兄弟一样被黑暗世道所侮辱所损害的人却是需要理解和同情的,他们走上梁山落草为寇在龙源期刊网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观察以往的历史,我们发现这种以暴易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知识和理性应该在社会变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考文献:[1]马克思、列宁,《马列著作选读》河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页。[2]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尚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