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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柳散文中观其古文理论在中国古代散文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魏晋时，“文”从“经““史”、“子”学术之“文”、文化之“文”区别开来；再一个就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古文”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的。太史公在《史记》中提到的古文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汉时所存的与通行文字不同的先秦古代字体；另一层含义是泛指古代文献，如《太史公自序》所言“年十岁，则颂古文”。唐人所谓“古文”，始由韩愈发端，“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厚》）。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帝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声威远播四海。但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之后，强盛繁荣的唐王朝开始衰落。藩镇割据、外族侵逼、阉官弄权、朝官政争，整个国家动乱连年，经济衰弊，就连思想文化领域上也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佛、道横流。面对国是日非，危机四伏的局面，韩愈、柳宗元等一批有用世之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挺身而出，在前代古文家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齐力倡导了一场志在恢复古道的“古文运动“，一方面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反对南北朝以来骈文艳冶淫靡的文风，提倡朴实明畅之散体，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之儒家，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力图重新振兴儒家传统、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借助儒家思想来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唐王朝的统治。因此，韩柳所为之古文，有其针对性，即“不类于今“，力图区别于流行的时文。从其文之体而言，在章法风貌上与流行的时文不同，主要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较为质朴自由；而就其文之源而言，也与当时崇佛重老的世风相异，而是提倡宗经，行圣人之道，传承儒家道统。如今在谈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时，就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下面我们就从其文章来略观一下他们的古文理论：一、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和古代的儒家所提出来的诗言志是一个意思，是内和外的统一。韩愈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念。他提出“文以明道”，“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从而使文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为了弘扬古道和推进古文创作，韩愈曾公开收招后学以传授古文，以期扭转背师弃道的恶习。《师说》便是他在这一抗争中的优秀产物。文章先说明老师的作用；然后连用三个对比，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人不耻相师”、“圣人无常师”三项具体说明，论证从师的重要性；最后点题，说明写作缘由。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三评：“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师道乃是传播圣人之道、教授古文之业的保障，也是他从事儒学和文学“复古”事业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师说》的创作就表现出强烈的针对性，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后辈，故为此倡亦帜云。”二、唯陈言之务去韩柳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在文学语言上提倡要新颖、独创，反对因袭。虽师承古人，但要“师其意，不师其词”。韩愈还明确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如《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等。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卷十三评：“昌黎不以雕饰为工，此篇修辞，亦具排山倒海之势，如杜陵为律，力大气雄，不为偶体所缚，非六朝人所敢望也。”在行文体式上，韩柳极力反对骈文，努力写作散体文。其中韩愈的散文众体兼长，议论文、杂文、书信、送人序文、墓志铭都各具特色。“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法度即作文的章法，他主张为不同的内容兼用不同的形式来创作，那样才可以把要宣扬的文章思想，恰当的表现出来。为此，韩柳在行文创作中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和拓展，并开创了新的行文体式。就二者在墓志铭上取得的成就而言，有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评：“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另外，六朝人物传状多以骈体为之，内容空洞浮泛，韩柳对其改造主要表现在物传体式创新上。如韩愈《毛颖传》，作者以拟人的手法为毛笔立传，寓庄于谐，无论写毛颖的先世，被俘见用的情形，还是写毛颖的性情才能，因老被废以及其后裔的情况都生动活泼，毛趣横生。故《唐国史补》评：“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又见王文濡《校评音注古文词类纂》引张裕钊云：”游戏之文，借以抒其胸中之奇，汪洋恣意，而部勤一丝不乱，后人无从追步。”柳宗元人物传记则对普通小人物特别关注，如《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等，都是通过他独到的眼光、细致的笔触，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不同凡常的品质和优点，进而总结出关乎世道人心、品格气节的大道理。其中《段太尉逸事状》即是选取段太尉一生中勇服郭晞、仁愧焦令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来表现主人公的勇毅、仁慈、清廉的品格。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九评：“凡逸事三：一写其刚正，一写其慈惠，一写其清节，段段如生。“《种树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道来揭示作者的治民之术，表达作者对当时官吏烦扰民生的忧虑，希望君臣顺民之意，使之安生的愿望。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选》评：“子厚体物精矣，取喻当矣。为官者当与民休息，虽曰爱之，适以害之，是可观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前写橐驼种树之法，琐锁述来，涉笔成趣。纯是上圣至理，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没入“官理”一段，发出绝大议论，以规讽世道。守官者当深体此文。“在各体文中，原、辩是韩柳的新创。其著作有“五原”，以及《讳辩》、《桐叶封弟辩》等，此处主要以《原毁》、《讳辩》为代表解析。《原毁》旨在批评士大夫间那种宽于待己、严于责人因而互相诋毁的风气。文章善于假托他人言论，多形象描述，加上对比与偶句的大量运用，使文章整齐和谐、铿锵有力。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摹写世俗之情状。熟于此必能作论。沈德潜《唐宋八大家读本》卷一：“此即后代对偶排比之祖也。于韩文中为降格，而宾主开合，荆川得之，已足雄视一代矣。”《讳辩》先交代写作的缘由，揭示所要辩驳的论题；继而由避讳的规定和例证的阐释，说明李贺并未犯律；接着又用大量例子说明李贺举进士的合理性，借机批评当世一些人任意引申违法，借机压制人才的做法。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评：“前分律、经、典三段……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尽是设疑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种文法。”三、气盛言宜孟子讲过“吾养吾浩然之气”至魏晋时，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进而提出“文以气为主”之观点；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风骨》篇中也说“意气骏爽者，则文风清焉”。可知自古来中起着不少。孟子之气，道德含蕴于内舒扬于外的仁人君子的精神气质，类属于道；而曹、刘之气则主要指文学作品的体貌风格，兼及作家的才性，类属于文。韩柳将孟子重道德修养和曹、刘重文学创作兼顾起来，一方面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木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即内在的心灵的修养的美和恶，在文词当中是遮掩不住的，它肯定要表现出来，正如古人所言“文品出于人品”。因此，韩愈的《论佛骨表》在谏言迎佛骨的弊端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忠君爱国的情怀。“佛如有灵，能做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得悔。”可见其激烈、忠恳的语气文情。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三评：“此表直质极矣，一片爱君之心，出言无择。……通篇据先王之道，明利害祸福之理，语语庄重切挚。”另一方面韩柳把“气”作为写文章的关键，“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答李翊书》）。他认为“气”就像水，“言”就像水上面飘浮的器物，气盛了，就像水大了，那么，你写出来的文章上面的浮物才能大小皆宜，游移自如。韩柳把文气和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观点，其古文的特色，也正是从气与辞的契合中得以体现。如《原道》旨在探寻儒家仁义之道的根源。文章先标明儒家“仁”、“义”、“道”、“德”的定义，然后具体阐述佛老如何蛊惑人心，最后介绍先王之道，提出处置佛老的方法。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评：“全以大气盘旋，能使辟老、佛以原道之意，曲折条倡。”又吴闿生《古文范》卷三：“凡为文之道，庄言正论，难于出色争胜。独退之此文为例外，由其盛气驱迈磅礴而不可御也。”四、不平则鸣，文穷则后工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鄙视那些王宫贵人，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真正的好作品是“恒发于羁旅草野”，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往往受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越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便是借山水书写心中郁闷之作。《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通过展示西山的恢弘气势和超然境界，来隐喻自身卓尔不群的形象，即有”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之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读本》卷九：”从“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苍劲秀削，一归元化，人巧既尽，浑然天工矣。此篇领后诸小记。“其中《小石城山记》以小石城自喻等。用山水景物的特点和遭遇来表现自己性格特点和思想状况；而《钴鉧潭西小丘记》，则是通过写小丘的奇异景色和他为人所弃的遭遇，来抒发作者的身世之感。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评：“子厚游记，篇篇入妙，不必复通。……末段于贺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又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九：”此等托物而感遇，……以山水之状态，会耳目心神，自是悟道有得之言。究之心名未净，终以遭遇为言。“而韩愈之作，如《杂说-·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进学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其中《进学解》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骚。而其著名的《说马》，作者看似在为千里马叫屈，实则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通篇两用”不知“字，有千钧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国士之爰书，”其真不知马也“句，是国士辨冤之诉词。又云：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综上观之，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有完整的理论，而且有辉煌的实绩。通过他们的毕生努力和奋斗，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文理论体系而且造成了一种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从理论和创作上摧毁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