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城市经济增长

城市经济增长可以区别于一般经济增长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存在，其原因在于：首先，一般经济增长考察一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动态演化过程，而城市经济增长是将某一特定城市的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城市经济的发展运动固然有与整体国民经济运动一般规律契合之处，但城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其动态演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性。其次，城市经济增长分析中有一般经济增长所没有的重要因素分析，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是由城市经济自身特性决定的。例如，城市经济增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前提，而多数一般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是限制递增规模经济的。又如，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这在一般增长理论中得不到反映。再次，一般增长理论是抽象掉空间因素之后的动态分析，而城市经济增长的讨论必须考虑空间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增长过程的空间表现上：一方面增长极的产生取决于空间、区位因素；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的扩散及对整个城市体系的影响也蕴含着许多空间经济问题。最后，区别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城市经济增长对于制度、政策给予相当的重视。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于制度性变化、政府干预、公共政策的研究薄弱；而在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这些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城市政策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城市增长”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城市增长”（UrbanGrowth）是西方城市经济学中常见的概念，与对城市经济增长概念的明确界定相比，它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有时指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扩张；有时指城市经济（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的扩张。后者显然与城市经济增长（UrbanEconomicGrowth）是相通的。从前者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叠的，因为决定城市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于城市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二、城市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考察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测度指标有两个：就业量指标和国民收入指标。1.就业量（Employment）就业量之所以被用作测度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源于两点：一是城市就业量与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而人口规模是测度城市规模最适宜的工具，在城市增长与城市经济增长大部分相通的情况下，就业量自然被用来作为测度工具；二是就业量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与城市的经济规模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采用就业量作为测度指标时，用一个城市经济系统中的就业量代表该城市的经济规模，用就业量的变动表示城市经济的运动。在现实运用中，就业量指标是一个系列指标，总就业量是各部门就业量的总和，一般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向城市域外提供产品和劳务的部门的就业量和向城市域内市场提供产品和劳务的部门的就业量。2.国民收入指标国民收入指标在一般经济增长中是最基本的测度指标。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发明之前，经济增长的讨论是无法落实的。国民收入指标在一般经济增长中是最基本的测度指标，因此将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测度指标从一般经济增长领域移植到城市经济增长领域是理所当然的。但城市经济增长考察的不是一国的国民收入，而是某一特定城市的国民收入。所以与国民收入总额（TotalIncome）相比，人均国民收入（perCapitaIncome）是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要对城市经济增长作更全面深入的考察，需要利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一重要指标。第二节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一、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增长机制，是指引起城市经济增长的城市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共同作用方式。阐释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分析城市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及关系的主要的城市经济模型有：城市基础模型、城市经济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我们下面主要利用城市基础模型，从宏观的角度来描述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基础模型（ExportBaseModel）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各种模型中最为古老、常见和简单的模型，类似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模型。1.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二分法城市基础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二分法。即将城市的产业部门按照是否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分成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基础部门指那些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从而为城市带来收入的部门；而非基础部门则指那些只为城市域内的市场而生产的部门。基础部门的“出口”带来收入以支付城市的“进口”，因而基础部门决定了城市经济的规模。基础部门向非基础部门提供需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比例。若其它条件不变，则这一比例越高，城市经济增长率就越高。2．乘数（Multiplier）乘数是指基础部门规模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经济整体规模增长的倍数，在数量上等于城市整体部门（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之和）与城市基础部门之比。如果以就业量指标测度，则乘数计算如下式：M＝T/B式中，M为乘数，T为城市总就业量，B为基础（出口）部门就业量。乘数作用过程如下：假定在二分法的城市经济中没有税收、储蓄等漏出，当基础部门得到的出口收入增加100元时，如果进口支出占收入的20％，则这100元出口收入中将有80元用于购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和劳务，20元用于购买进口品；购买本地产品和劳务的80元又成为本地居民的收入，其中又将有64元用于购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和劳务，16元用于购买进口品。如此往复，循环不止。将这一循环过程中各期收入相加，有：11001000.81000.80.81000.810.81lim(100)10050010.80.2nnn由此可见，乘数等于5，等于城市经济整体（1）与基础部门（0.2）之比。于是，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以描述如下：△T＝T/B×△B＝Multiplier×△B其中，△T为总就业量的增长额，△B为基础部门就业量的增长额。采用就业量指标，是因为现实中两类部门之间的收入流是难以测定的。当然，在更复杂的分析中可以分析两类部门间的收入流动，并用收入指标更全面更深入地测度城市经济增长。3.乘数与城市规模以上对乘数作用的分析不是真正的动态分析，而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T＝（T/B）×△B，式中的乘数T/B是一个常数，但在实际的增长过程中乘数是变动的，与城市经济的规模相关。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规模扩大将导致城市地方市场的扩大，以前需进口的产品和劳务将改出城市内部的非基础部门生产。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乘数会变大。4.乘数的计算前面已经提到，采用收入指标测算乘数是困难的，但采用就业量指标测算乘数也同样困难。城市经济中，没有多少行业是完全的基础部门或非基础部门。那应该如何确定一个部门的就业量中多少人属于基础部门，多少人属于非基础部门呢？解决的方法是计算区位商。区位商（LocationQuotient），是表示城市经济中某一行业的产出中用于向城市域外出口部分所占的比例。按照定义，如果使用收入（产出）指标，则：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种直接计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中LQ的计算是使用就业量指标间接计算得出的：式中的分母实际上代表了城市中该行业用于满足城市域内需求所需劳动力在全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LQ城市中一行业产出总量行业产出中用于城市内部消费的量/LQ城市中一行业就业量/城市总就业量全国此行业就业量全国就业总量举例说明如果全国范围内从事服装行业生产的就业量占全国就业量的1％，说明一城市中应有1％的就业量用于满足本城市内部对服装的需求。若实际上城市从事服装生产的就业量占城市就业总量的4％，则这些就业量中有1／4是属于非基础部门、3／4属于出口的基础部门。采用此方法，则乘数可以计算如下：式中，是i行业总就业量；是i行业中用出口生产的就业量；是i行业的区位商。1iiiiTLQBLQiTiBiLQLQ指标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采用LQ计算乘数隐含一些严格的假定。首先，它假定全国范围内各城市居民对i行业产品的需求是相同的，这样才能以全国范围内i行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例来代表城市域内对i行业的需求比例。因为我们不能肯定全国各城市的居民有统一的消费倾向、收入水平和偏好，因此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其次，它假定国家对i行业产品的需求完全由国内的产品生产来满足，即一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最后，它假定一行业只生产同质的单一产品，但事实上各城市同一行业的产品不是完全同质的，而是系列的异质产品。现实经济生活将打破上述假定，从而降低LQ指标的有效性。5.对城市基础模型的评价城市基础模型在城市经济学中是历史最长的一个经济模型。从20世纪20年代出现以来，这一模型虽然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因为它简单、易于理解和实际运用，而且与凯恩斯宏观经济乘数模型十分契合，因此它始终是城市经济学中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式经济学受到批判，作为对同样是需求指向的城市基础模型的批判也日益尖锐。对此模型的批判主要是两个方面：次要方面的批评：集中于模型的一些细节方面，包括：对乘数是否稳定及其局限性的批评，对城市出口收入以外其它收入的作用的批评等。这类批评导致对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修正，但未直接动摇对此模型的信心。主要方面的批评：认为需求指向模型对城市经济实质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城市域内的商业活动和服务业是稳定和持续的，它们才是城市经济中基础的、第一位的组成部分；不断变动中的出口产业只是城市经济中附属性的、第二位的组成部分，因此模型对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相互决定关系的结论是本末倒置的。具体而言，城市基础模型是一种需求拉上的模型（DemandDrivenModel），它认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源于需求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完全是由域外对城市基础部门出口产品的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即只有当域外对城市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时城市经济的增长才可能发生，并通过乘数作用最终决定城市经济的增长幅度。在供给决定论看来，这种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第一，城市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降低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并引致城市经济的增长。直接的政策包括：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基础设施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公用事业成本和最终的生产成本。从间接的角度看，还可以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福利水平来吸引更多的移民移入城市，从而降低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第二，城市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单纯依赖出口的增长。从本质上看，经济的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城市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的对应关系不能成立。二、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中的供给方面城市基础模型属需求指向模型，强调外部需求变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从供给方面对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1.供给方面研究的意义考察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供给方面的原因在于仅有需求方面的阐释不足以全面认识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质。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与国家层次的宏观经济增长机制是不同的。经济增长是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机制就是对经济系统为何以特定的状态运动的各种力量的说明。在国家层次的宏观经济中，基本的决定力量是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在城市经济系统中，这些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的。由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决定，而非某一城市所能确定的，因此，必须寻找其它的、直接作用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城市经济的增长。供给方面的研究就是遵循这一思路去寻找需求指向模型中不曾研究也未能包含的因素。2.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基础供给基础是指城市内部供给方面增长的决定因素，即城市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在需求指向的模型中，增长由外部需求变动引起，并不考虑这些变动如何产生，也不考虑城市经济的供给能力如何与需求的变动相适应。事实上，供给能力方面的变动作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基础，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而且与不确定的外部需求变动相比较，供给基础更加确定，并可以在城市经济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和决定。从城市经济的供求分析来看，总产出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均衡点的位置。城市经济中总产出的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需求曲线的右移。供给曲线的右移同样会引起总产出的增长（如图4-1所示）。图4-1城市经济的供求分析从城市经济系统来看，供给曲线的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