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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以来秦汉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专业：中国古代史姓名：范黧学号：M070494近些年来，学者对于秦汉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日益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自然环境对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方面的影响的认识逐步加深，以及近些年来社会上对于环境保护的观念的加强。在对气候的综合考察方面，陈业新的《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农事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前后汉相比，西汉时期略冷，东汉时期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在各地方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王子今的论述尤多。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犀的分布》（《面向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以及《“金线狨”：金丝猴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0日）等文章中，王子今着重讨论了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动物的分布的关系。他的《秦汉时期的朝那湫》（《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讨论了西北高原湖泊朝那湫的历史演变。《秦汉长城的生态史考察》一文，载《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0月出版），则提示了以生态史眼光考察历史遗存的可能。作者分别论述了“长城：生态区的分界”、“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生态变迁与长城兴废”等问题，从新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提出了有意义的新见。他在2004年的系列论文——《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两汉“五陵原”的植被》(《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等，从史料学、植被史、动物史等多种角度，深化了秦汉区域生态史研究。吴宾在2006年的《周、秦、汉、唐时期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气象与减灾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关中地区是周、秦、汉、唐多个王朝建都之地，京师之地的粮食问题十分重要，汉代以后屡屡出现粮食紧张局面，其原因除移民、战乱等因素外，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关中的粮食在秦以前基本自给，两汉、魏晋以后日益依赖关东，隋唐则以自产自给和漕运并重。这一演变过程，与关中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有着紧密联系。随着西汉以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类垦殖活动的日益加剧，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关于秦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对于黄河流域的气候、水患情况及治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加强，尤其是2003年论述尤多。闫明恕的《论西汉时期对黄河的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对西汉时期的河患及黄河决溢原因、黄河的治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尚义、任世芳的《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王尚义的《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2中游土地利用关系》（《地理学报》2003年第1期）、段伟的《试论东汉以后黄河下游长期安流之原因》（《灾害学》2003年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两汉时期黄河流域地理环境问题。王子今的《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强调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课题。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对于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是否发生过海浸，学界曾经有持续多年的争论。陈雍在《渤海西岸汉代遗存年代甄别--兼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海浸》（《考古》2001年第11期）一文指出，渤海湾西岸目前已经发现100余处西汉、东汉及汉魏时期的遗存，过去所说的渤海湾岸古代遗存“年代断裂现象”并不存在，因此得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没有发生过海浸的结论。王子今在此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他在《汉代“海溢”灾害》(《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4期)考察汉代有关“海溢”的历史记录大致有7次，其中明确由海底地震等引发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啸”计4次。针对以往认为中国古代“海啸”多是风暴潮，而由海底地震或火山爆发等所激起的“海啸”在中国很少见的观点，该文指出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在其他方面，温乐平《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指出，东汉自然灾害显然比西汉增多，灾害的爆发有明显的地域性，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于当时的口数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维护稳定，汉王朝曾经采取过一系的救灾措施。陈业新的《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分析了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即人类不适当地开发性生产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导致生态调节能力大大降低；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使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他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3年第2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辨析，分析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003年第3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阅，梳理出两汉时期天体运行灾害思想之大端，提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甄尽忠的《论两汉时期的地震与赈济》(《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指出，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地震多发期，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来的次生灾害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人们大多是从灾异谴告这一学说去认识和理解地震。在地震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以此来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彭卫、杨振红《说汉代火灾》(《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6月)统计文献记录的汉代火灾有93次。就灾害对人类的危害而言，两汉时期火灾的危害度可能较以往明显增强。汉人采取的防火和灭火手段有取水灭火、以物压火、巫术厌火三种，其中以水灭火为主。与唐以后相比，汉代城市防救火灾措施基本上仍处于非专业阶段。在汉代经学文化背景下，对火灾的预防和制止与道德发生了联系。汉代火灾的生活警示模式和政治警示模式得到明确区分，二者各有其解释的依据和范围，火灾在日常生活中所含有的政治价值被固定化了。汉代以后诸朝正史《五行志》对火灾的记录和评论，所遵循的正是这个基本精神。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考察了汉晋时期的“瘴气”对社会的影响：西汉对南越战事中因“暑湿”导致“士卒大疫”的历史记录，或许应当看作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而《淮南子•地形》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东汉至晋对南方的开发，留下了更多有关“瘴气”的文字遗存。当时人对于“瘴气之害”的地理分布及其季节性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的《两汉的沙尘暴记录》（《寻根》2001年第5期）、《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3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等，也就汉代自然灾害的有关专题进行了讨论。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一文统计两汉时期疫病的流行次数约为50次。两汉疫病的传播与战争关系十分密切，与战争有关的疫病约占五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流行。大体来看，疫病流行的次数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有极大关系。在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方面，也有很多新的观点。陈业新的《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1期），从生态条件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切入，考察了生态条件对于区域文化面貌的作用。他在《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中，对秦汉政府行为对生态的影响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中央及地方诸生态保护和管理职官的设置，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政府保障；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虽使经济发展有了基本的人口数，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压力；移民、屯垦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发展了边疆，另一方面却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特别是黄河上中游地带的生态，导致生态性灾害的频发；统治者兴动土木工程之行为客观上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作用”。但是肖瑞玲、于志勇的《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指出，秦汉温湿期农业文明向北扩展是顺应干预型的综合开发，有其合理性。秦汉时期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处于初垦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其影响不应过于夸大。杨振红《论汉代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文，收入《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本文以汉代西北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者不同意片面强调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指出，人口迁移可以部分改变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但其影响不能估计过大。两汉时期气候由温暖潮湿向干燥寒冷的转变，是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为人口迁流方向提供必要前提。此外，阎希娟、郭文的《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唐都学刊》2001年第2期），赵夏竹的《汉末国时代的疾疫、社会与文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等，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生态思想和生态学的研究也受到重视。王子今的《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指出，就秦汉生态史研究而言，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21世纪新的史学格局中，生态史学将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将有益于史学的总体性进步和生态意识、生态对策的科学化。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秦汉时期态思想逐渐成熟的背景，在于当时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先秦而言大为下降。论文总结了秦汉时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就生态思想史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回而言，进行了必要的工作。邢钢、石云里的《汉代日食记录的可靠性分析：兼用日食对汉代历法的精度进行校验》(《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2期)对两汉时期保留的日食记录的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指出许多文献中的错误记载，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加以修正。杨孝军的《论汉墓壁画中的灾异现象》(《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以汉墓画像中的灾异图像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汉代社会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阐述了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人生信仰的追求。总结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感到这一领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在自然灾害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关于生态史研究的理论也逐步提出。随着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问题的日益重视，生态环境史必将成为今后研究秦汉历史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