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冯飞主讲人简介：冯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非常荣幸，到北大马列主义学院和大家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今天上午我讲课的题目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想围绕着这个方向我具体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二个是战略性与新型产业的发展。虽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老话题，也是推进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环节，“十二五”规划的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后一个题目中央及各地都非常关注。我想就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我不想讲很具体、很抽象的概念，我给大家从实证的角度多讲一些实际的情况。中国经济从2002年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周期，高增长周期一直持续到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我们关键要把握新一轮高增长周期以来整个结构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特点，而且要看这些特点是不是带有持续性，会不会延续到“十二五”时期。如果把握这个特点，我想突出的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02年以来出现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新特点。大家知道工业化进程我们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开始，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后工业阶段，那么对应不同的阶段主导部门不一样，主导产业不一样，对应不同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也不太一样。从当前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一个中后期阶段，怎么来判断呢？很多国际上的经济学家研究了很多理论，我今天不讲，但我这里面只讲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概念，叫做霍夫曼比率，简单的理解，轻重工业之比就是霍夫曼比率，它原有的定义叫做生活资料部门产出比上生产资料部门产出，我简单的用轻重工业之比来定义，如果该比例小于1，就意味着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这个比率越小，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的特征越明显。大家看到我们轻重工业之比是从92年开始小于1的，重工业大于轻工业，02年重工业进一步加速发展，霍夫曼比率进一步下降，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判断中国工业化于92年进入中期，02年进入中后期。当然当时我们作出该判断之后也引起了学者的争论，一些人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如此之快，中国的资源环境能否承载，会不会引起地方政府对重工业投资热情的高涨进而盲目发展，但我想我们不做价值上的判断，而仅仅就大国经济体的规律来研究一些内在的规律问题。大国经济体的规律一般都沿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步骤，小国可以跨越中期、中后期，比如像新加坡，靠IT、靠岛上的炼油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撑起来，马六甲海峡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对于大国经济体很难实现跨越。有些学者会问，这个霍夫曼比率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都很低啊，当时为什么没有作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判断呢？其实其区别在于形成机制的不同，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建国以后学的是斯大林模式，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我并不认为这个模式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是错误的，因为从日本、韩国一些后期的工业化国家来看基本上都采用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但一定时期后都会作出一些调整，我们学斯大林模式的错误就在于长期战略没有变，再结合上计划体制，出现了产业结构的畸形问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机制不一样，而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方式，79年以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总共有六条政策，实际我概括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发生了调整，叫做消费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把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把结构畸形的问题纠正过来，所以由此它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国经济体规律上具有趋同性，这是一个重要特点。02年以来我国重工业的增速明显加快，亚洲受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掉下来主要是重工业掉了下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高增长产业的交替出现问题，实际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有交替出现的高增长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结构的变化，进而实现了总量的扩展，我更加看重的是内在的结构变化，我们会发现把前五个工业领域中最重要的行业拿出来，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高增长产业。比如在80年代我们高增长的五大行业中包括纺织制品制造烟草加工，这样一些产业对应的消费结构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90年代不同了，向用的方向转，近一段时间又发生了变化，07年排名第一位的钢铁，五亿吨的钢铁一半用于住的需求，用于城市化建设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发现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高增长产业的形成。我们又把高增长产业进一步分为带头性产业和关联带动产业进而形成高增长产业群，带头性产业的出现是由于什么因素引起的呢？一个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很容易理解，从吃穿用向住行的升级，还有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年近1%，一千多万农村转变身份成为城镇人，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宏大的现象，再有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外需特征使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07年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占GDP5%，60%的产品出口，典型的外需特征，这三大因素促使了带头性产业的出现，而这些带头性产业跟八十年代相比的特点是产业链条很长，我们就由此可以通过投入产出的关系分析其对其他行业的关联带动作用，比如汽车我们去年干到世界第一，1370万辆，增速46%，关键还是看汽车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二级行业有一百多类，汽车对其中的四十七个行业具有关联带动作用，如对钢铁、石化、橡胶化工、甚至电子信息、纺织都有带动作用，汽车前年的数据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66，带动系数2.74，带动产业占GDP比重的4.5%，房地产链条更长，钢铁消费量中一半用于建筑业，房地产对建材工业也有拉动作用，比如水泥占到全球产量40%，我国一年新增建筑15到20亿平方米，全球最大，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农村统计不是很全，城市大概十亿多一些，房地产及其带动行业占GDP比重的11%，所以我们现在讲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讲房地产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因为热捧支柱导致我们房地产行业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泡沫，所以现在对房地产行业非常担心，在目前整个发展中结构变化总量的实现方面房地产很重要，那么由此可以看出高增长产业是消费结构、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变成中国经济内生的增长力量，这个阶段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大家感受到的中央已经开始抓的带来很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外，我还要讲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加大，我这个结论是在几年前总结出来的，不幸的是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一结论，为什么会出现大波动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投资带动投资，第二个原因是能源重化工业本身的“自膨胀内循环”特点，这两个原因的提出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智慧，而是我看到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史总结出来的。第一个原因，投资带动投资，我以一个行业为例，比如钢铁为例，钢铁目前一年新增产能还在五千万吨左右，高峰时一年新增产能一亿吨，钢铁新增产能的投资会由于产业链条的关系带动矿业的投资，中国铁矿石品位偏低，平均37%的含量，就要进口，就会带动港口码头的投资，十五后半期我们码头建设疯涨，修码头还不行，还要造船，又会带动造船的投资，所以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造船企业手持订单占世界的65%，很厉害，当然很多船是我们自己的船，其原因在于产业的链条长，一个根本的环节如钢铁业下来，整个链条上的投资就会下来。什么叫“自膨胀内循环”呢？还拿钢铁为例，钢铁产能扩招过程中对自身钢铁产品的形成很大幅度的需求，修码头钢筋水泥，造船需要中厚板，当时我看日本材料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还没太搞清楚，“自膨胀内循环”，我就问日本钢铁工业协会，你们当时什么情况？因为日本从55年开始实行重化工业化战略，当然它的重化工业化战略和我们现在重化工业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还主要是靠国内需求，比如钢铁，我们出口也就四千多万吨，也就是百分之七八的产品出口，日本是大规模的出口，他那时候讲“自膨胀内循环”占钢铁总需求量的30%，比例相当之高，拿到这个数据我很吃惊，可我回来就请教我们的统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统计，请教钢铁协会的同志，他们拍拍脑袋说中国的数据只高不低，也就是相当一部分是在内部转的，这样的话如果一个链条出问题，需求就会急剧下来，波动幅度很大，大家看我们08年增长9%，07年增长13，一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4%的下降在大的经济体中不多见，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处在经济发展阶段的波动性是很大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这样一个特点在“十二五”以及之后会不会延续呢？“十二五”我们判断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重要的矛盾凸显期，处在一个历史关口，显现出新阶段的特征，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我们对“十二五”是比较看重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既有的内生增长体制没有变化，工业化、城市化还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化将面临具有中长期意义的新变化，三重因素的综合。工业化和城镇化我们目前还处在“双快”时期，快速工业化什么时候结束？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工业化进程？实际我们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快速工业化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初步判断是十年左右，也就是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化可能到达稳步发展时期，城镇化还要快，持续时间还要长，可能还得再往后延续十年，这主要和我们的二元经济体制有关系，二元经济是穷国变成富国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普遍出现的经济现象，但二元体制是中国所特有的，那么既然我们说还有十年左右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时期，结构调整问题就非常紧迫，要利用好增量发展的时机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到稳步化时期完全依靠存量做调整这个付出的成本以及社会的震荡都是很大的，那么国际化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老外一直说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试图把原因归结到中国，但我们不赞成武断的没有道理的判断。但是她说的问题是存在的，特别是美国过度消费这种模式会变，这种变化就是家庭负债表的调整，日本85年广场协议，92年泡沫破裂，调整负债表调了十几年时期，美国现在调的是家庭负债表，估计这个周期是五到十年，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在增加，但消费没有上去，主要是把这个钱用于还债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出口市场的比例还很高，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高速增长的情况不会再现，最多是恢复性的，这样的话还有发达国家提出来制造业复兴计划。第二个我们的新形势是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亟待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我这样讲是从我们做政策研究要有危机感，我们08年上半年做的调查，沿海某地一年制造业成本上涨了30%，包括汇率，包括加工贸易调整，包括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包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导致的，这些因素有些是短期政策调整造成的，有些具有中长期性，比如人口红利问题现在学界讨论颇多，就是说刘易斯拐点什么时候出现，比较激进的观点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了，包括今年沿海出现了用工荒，不是我们劳动力供给不行，关键是劳动力价格问题，目前的劳动力价格沿海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现在沿海地区一个纺织熟练工人四千块钱的工资，一下子提上去了，这个低成本的优势可能很难在长时间内延续，但是我们要在维护好原有竞争优势的同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国际上来看人均三千美元之后是升级的敏感期，拉美国家的教训需要吸取，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在七十年代创造了高增长，但到后来出现了增长停滞，为什么呢？除了货币不稳定，外债问题外，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形成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动态比较优势，一方面国家富裕了，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而这个升级恰恰是在三千美元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四千美元，处在这个敏感期，中国现在的纺织业劳动力工资已经超过一美元一小时，周边的像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用工成本相当于中国的38%，原材料成本相当于中国的70%，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我们要用一种新的要素组合方式才能维护好我们既有的竞争优势，才能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东部地区要形成新的竞争要素，品牌问题，创新问题，西部地区结构转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并面临气候变化的新调整，“十一五”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20%，那其他国家怎么样呢？基本上都是倒U型，我们最需要发现的规律就是他的倒U型的峰值出现在什么时候，英国出现在1880年，十八世纪初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是1820年出现高峰，是美国汽车大部分进入家庭时期，日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