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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文献的辨伪与考证古典文献中的伪书伪书，在古典文献中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古至今层出不穷，不绝于世，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较多的麻烦。那么，究竟什么是伪书呢?伪书就是那些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及内容假造的古典文献。所谓“作者不真”，即在书名项、作者项、序跋等文献形态上明确标明作者姓名是不真实的。所谓“年代不实”，即在文献形态上明确体现出的文献产生的年代是不真实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或传说)人物的姓名本身就具有年代内涵，所以，“作者不真”的伪书也大都(只有少数个别)体现着“年代不实”。所谓“内容假造”，即在具有特定作者、年代的图书文献中加入某些非固有或应有的内容，或借助某些故有图书文献(大都是亡佚的古籍文献)的名称而编造新的内容。关于伪书的种类经历代学者讨论具有真伪问题的古书，仅张心澂《伪书通考》载录的就有1104多种，古代伪书的数量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大。明代胡应麟曾总结伪书成因共有21点，很值得研究：(1)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2)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3)有援古人之事而伪者；(4)有掇古人之文而伪者；(5)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6)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7)有惮于自名而伪者；(8)有耻于自名而伪者；(9)有袭取于人而伪者；(10)有假重于人而伪者；(11)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12)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13)有本非伪，入托之而伪者；(14)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15)有伪而非伪者；(16)有非伪而曰伪者；(17)有非伪而实伪者；(18)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19)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世弗悟者；(20)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21)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所列上述各项，有的是说伪书的流传及人们对伪书的认识问题，如(1)(2)(16)(18)(19)；有的是说作伪的动机、目的问题，如(11)(12)；有的是说伪书存在的形式问题，如(15)(17)；其余皆是说作伪的手段方式方法问题，凡12类。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则把伪书的种类分为10种：(1)全部伪；(2)一部分伪；(3)本无其书而伪；(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6)内容不仅伪而书名、人名(作者)皆伪；(7)内容、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作者)伪；(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9)伪后出伪；(10)伪中益伪。梁启超言，“伪书的种类很多，各家的分类法亦不同”，也承认自己所分的10类也是“不科学的方法”。为了更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伪书的种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伪书加以分析。从行为动机的角度分析，伪书基本可分为三类：(1)主观故意作伯的伪书；(2)主观过失造成的伪书；(3)客观因素促成的伪书。就动机而言，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伪的动机》一节中有相当精要的概括，目次如下：有意作伪的：一、托古；二、邀赏；三、争胜；四、炫名；五、诬善；六、掠美。非有意作伪的：1、全书误题或妄题者；2、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3、因书中多述某人事或言论而得名；4、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题；5、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题；6、部分误编或附入者(1、类书误作专书；2、注文混入正文；3、献书时妄增篇幅；4、后人续作；5、编辑无识贪多)。从存在形态的角度分析，伪书主要可分为四类：(1)内容形态全伪之书；(2)内容真伪混杂之书；(3)内容真而形态伪之书；(4)本真而误认有伪之书。从实现方式的角度分析，伪书可分十类：(1)有掇拾古人之事而伪者；(2)有挟辑古人之文而伪者；(3)有假传古人之名而伪者；(4)有蹈用古书之名而伪者；(5)有自隐假托他名而伪者；(6)有剽窃题属自名而伪者；(7)有后世臆改妄题而伪者；(8)有后世增补附益而伪者。古书的辨伪及其学术意义1．什么是“辨伪”古典文献有“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把古典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或某部图书文献中有伪的内容、篇章揭示出来，这就是“辨伪”，也有人主张应该称为“辨真”，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辩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实性。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辨识的范围内。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任务是认定文献的其实作者、年代，体现其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人，所以，图书文献真实作者的认定也就具有了年代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文献辨伪是不仅要将群体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揭示出来，也要将个体文献(一部书等)中那些有伪的篇章和文字，如注文混入正文、他书或他人之文伪作某书或某人之文、后世增补之文被当成本书原有的内容等“伪篇”或“伪文”辨识考证出来，使之与原文相区别，这是更为艰巨的文献辨伪任务。辨别古书真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1)一部被认为是“真”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判定为“伪”书；(2)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全真”的身份，如《孙子兵法》；（3)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考证虽然被恢复了“全真”的身份，但其中夹杂着某些“伪”的文段，即其中某些文句、段落有伪；(4)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书，经考证可能被恢复“半真”的身份，即其中某些篇章有伪，如《尚书》；(5)一部被认定是“全伪”的古书，经考证可能发现某些“真”的文段。2．辨别伪书的意义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个体概念这三者之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作者，而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就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对于古典文献的辨伪工作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今许多学术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如清代辨伪名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云：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前人对古书辩伪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多有论述，今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一是，不辨古籍之真伪,就无法确定文献的价值。一部古书，只有对其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书中是否有附益并得以认知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评定其价值。如《尉缭子》一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它不甚了解，因而怀疑它是伪书，清人更深加指责其是“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己”，姚际恒斥其教人滥杀无辜，甚至主张“必焚其书然后可也”，钱穆也讥其开首即模仿孟子见梁惠王之问答，他们都认为此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其实，今传本《尉缭子》是一部比较可信的书，书中纪录的尉缭子向梁惠王献言时的身份、语句及引述吴起的言行都与历史真实相符，特别是书中保留了“世将”等后世不用的语辞，所以，其中史料不会晚至秦并六国，将此书成书定于魏襄王时期的尉缭，当无问题。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更证明了该书的价值。由此可见，古书辨伪重在“求真”，以确定古书真实的学术价值。二是，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的整理。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不经过整理往往无法卒读，其中真伪混杂，而深层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多种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古籍辨伪则尤为要务。首先，是在古书整理之前，必须明辨其真伪及其年代，然后务使真者得其用，伪者另有所归，方能言及其他问题。其次，是即便是真书书，其中又大都夹杂着某些伪文伪篇，不辨其真伪将大大影响古书整理的价值。如西汉刘向等在整理《晏子》时，把收集到的《晏子》定为8篇215章，8篇又分为三类：(1)符合“六经之义”者列为前6篇；(2)将“文辞颇异”“又有重复”者归为1篇；(3)将“疑后世辩士所为”“似非晏子言”者归为一篇。这就将其真伪区分开来，揭示了文献的不同时代和价值。又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初版中尚有一定的伪篇，后再版时重加整理考辨，将其中的伪篇剔除，或重新确定作者归属。三是，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史书的编纂必须是“信史”，这就要求史家具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此外还要具备考辨史料真伪的能力。《史记》之所以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名著，与司马迁对史料所做“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大量考信工作是分不开的。其考信工作以“六艺”为取设标准，这是个体无法完全超越的历史局限，但他求其、信实、存疑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弥补其历史局限可能造成的某些不足，例如，他对远古的传说材料，总是感叹一声：“尚矣!”“吾不知已！”“不可记已!”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核证传说的真伪信异。四是不辨真伪无法认识学术源流。古书其他与学术源流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能辨别古典文献的成书年代、作者是否为假托、内容是否为伪造，整个学术研究就无法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造成学术发展历史的错乱。如《老子》一书，根据传统的说法，老聃是孔子的前辈，其人其书在孔子之前，所以，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及大多学者都先述老子及先秦道家思想，再述孔子及儒家学派；而冯友兰笃信《老子》成书于战国之际，他的《中国哲学史》便将《老子》排列于孔墨之后。考辨古书真伪及其成书年代对于学术源流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考辨伪书的方法关于辨伪的方法，最早作系统总结的是晚明胡应麟。他把历代学者关于辨伪的见解和实际采用过的辨伪方法，加以归纳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在《四部正讹》中指出考辨伪书的方法有八：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无隐情矣。这也就是说，遇到可疑的古书，需要作以下工作：首先，检查一下最早的目录书，看著录了没有；其次，翻阅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或《艺文志》，研究这部古书什么时代见于著录，以考其流传的线索；第三，从作者同时人的著作中，检查有无谈到或称引这部书的地方；第四，从后世的书籍中，检查有无发挥或引申这部书的言论；第五，从文体上，检查是否和作者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合；第六，从内容上，检查是否与作者所处时代的事实相符；第七，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托古；第八，检查首先传布这部古书的，是什么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徵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