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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国外汉学的确立和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初)第一章欧洲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总体概况如果我们把十七八世纪的国外汉学称之为初创时期，或者发韧时期，那么，19世纪的汉学无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机构的建立，还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这一时期的汉学已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门学科。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近代研究”模式的“汉学”从此开始真正确立和发展起来。19世纪汉学研究出现的变化1.鸦片战争不仅令中华民族陷入丧权辱国的境地，也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观念改变的历史界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再不是文明、开化、公正、合理的“理性社会”和“模范国家”。这种由仰慕到轻蔑的过渡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时的汉学研究。2.19世纪的汉学研究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展开，并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开始了各种专业化的研究。由传教士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而且有些传教士实际上已转向了职业的汉学家，即名义上的传教士，实际上的汉学家。3.汉学研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仅仅以介绍、感受，或者体会为主的格局，用上了现代科技的观念和方法，从而促成此时期汉学的研究成果数量和水平大大超过前一个时期。4.同时，语言的研究引起了汉学家们的足够重视。汉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是汉语的研究及教学始终都是基础。19世纪，欧洲各国的最高学府纷纷设立汉学讲座，开设汉语、中国文化课，或正式建立教授汉语的学校。首先对于汉学讲座表示关心的是拿破仑一世，他曾下令编写《汉语、法语、拉丁语大辞典》。俄国、德国也在科学院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19世纪后期，英美几个著名大学开始举办汉学讲座，最早的汉学教授几乎部是来华传教士。也有些汉学家原是在中国的外交官。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汉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因此有人将之看成是国外汉学的真正世纪，并且把这一时期的汉学划分为三大学派：①欧洲大陆学派，继承南欧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的传统；②俄罗斯学派，继承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的传统；③英美学派，以英美两国外交官和新教徒为主体。第二节各国发展概况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到了19世纪，仍然以它雄厚的基础，保持着国外汉学的“中坚”地位。法国是欧洲最早在学院里培养汉语人才的国家。法国最早开设汉语课的是法兰西学院(1814,雷慕沙)。之后，1844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也开始开设汉语课。在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汉学家中，法国才是真正由学院派成员起主导作用，如法兰西学院的雷慕沙、儒莲、德理文、沙畹，东方语言学院的巴赞、微席叶等。同时传教士进行汉学研究和翻译中国文献的成绩也相当卓著，如顾赛芬与戴遂良等。法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有丰富的中国文物和图书资料，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声誉。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也是在19世纪，英国的汉学研究，商业和外交气息更为明显，也不失学院式研究的一面，而且还带有独特的英国“绅士式的优越感”。英国学院派汉学研究开始于1823年大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细亚研究会的成立。英国的汉学家，有两类:一类是传教士出身的，如马礼逊和理雅各；另一类是外交官出身的，如威妥玛和翟理思。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的汉学讲座，是英国学院派汉学研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牛津于1876年开设中国语讲座，理雅各为首任教授，之后是苏慧廉和休中诚。剑桥的汉语讲座，继牛津后12年创立，威妥玛为首任教授，后有翟理思继任。他们主要的任务都是培养驻华领事人员和海关人员，因此讲座的实用性远胜于学术性。伦敦大学的汉学研究更具学院式的特点。1836年设中文教授职位，1877年创设汉语讲座，由毕尔教授任教。他的《古佛典四十二章经》(1862年)被称为“开中国佛教文献研究之先河”。这一时期英国也收藏了极其丰富的汉籍资料，伦敦大英博物馆、皇家亚细亚学会、伦敦传道协会等都有大量的收藏。德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有了起色，开始进入有组织的专业化阶段。19世纪上半叶，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开设的东方学课程中涉及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致力于将汉学从一般的东方学或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1912年创刊的《东亚杂志》、1924年创刊的《全亚季刊》、《法兰克福汉学院汉学杂志》、1925年卫礼贤创办的《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校刊》、《华裔学杂志》等。德国汉学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页。重要的汉学家有：卫礼贤、福兰阁、佛尔克和孔拉迪等。俄国是利用东正教来打开中国之窗。1818年后，俄国修士们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开始由传教转为搜集情报资料和研究汉学，包括满蒙藏等语文典籍，为俄国的汉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俄国汉学作为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跟西欧几乎是同步的。1854年10月俄国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指令，由瓦西里耶夫担任系主任。该系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学院派和僧侣派汉学研究并存局面的结束，真正走上了专业化道路，进入了以学院为主的汉学研究的新阶段。俄国第三代的汉学家们，为了加深对俄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回顾和总结。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意大利在1899年将古代的那波利汉学院改为东方皇家学会，并于19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开办了一个汉语讲座，拥有普伊尼(1839—1924年)这样的知名学者。荷兰的莱登是国际汉学重要的刊物《通报》的出版地，也是荷兰汉学的中心，著名的汉学家有斯莱格尔和哥罗特等。瑞典的高本汉，从事汉学研究虽然较晚，但其造诣极高。美国的汉学，比起西欧来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汉学的地位超过了欧洲各国。1830年2月22日，美国商船“罗马号”到达中国澳门，载来了第一批美国赴华的传教士，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同时也开始了美国的汉学研究。稗治文是美国汉学的先驱。1832年5月稗冶文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旧称《澳门月报》)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也开创了美国汉学研究注重现实问题的特点。1848年传教士卫三畏发表了二卷本的《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进行“综合的研究”，该著作是标志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美国东方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有组织的中国学研究的开始。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大学正式开设汉语课程，1876年，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并在卫三畏主持下，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程。此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仿。同时各种有关中国的学会也纷纷成立。第二章法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第一节概述19世纪法国汉学最重大的贡献是——使Sinologie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在法国得以确立。其主要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作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次开设“汉学讲座”，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是当时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开创”了国外汉学“研究”“近代”的模式，从此，国外汉学研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世纪。19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两国的往来几乎中断。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他们在无法到中国进行直接考察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上个世纪传教士带回去的中国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上。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重新开始对中国派遣外交官，中法交往的重新开始，为汉学家来华提供了方便，把法国的汉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被研究者称为汉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研究的方法上，这时期的法国汉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意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在文学方面，注意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雷慕沙的《法显撰＜佛国记＞)》(1836年)，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1864年)，费赖之的《在华耶酥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1932、1934年)等，都倾向于考察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世界的关系；德韦理亚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夏文、女真文、彝文和蒙古碑铭八思巴文进行研究，德理文在研究中国诗歌的时候，喜欢将中、西诗歌的内容和韵律放在—起考察，等等，都体现了比较研究的思路。18世纪的传教士们涉及中国文学的目的并不是文学的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毕欧认为：中国的《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雷慕沙则明确地表明：《玉娇梨》是—部“真正的风俗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局限：研究视野仍局限于中国的古代而忽视了当代，尤其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更为突出。此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也是这时期法国汉学的一个特点。第一，教学机构的建立。第二，汉学家队伍的形成。第三，建文学会、创办刊物、搜集资料等。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打破了18世纪传教士和旅行家那种以介绍、感受、体会为主的粗浅研究，而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学术考察，而且视野也大大开阔，使得这时期法国的汉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没有出现18世纪那样的“中国热”，也没有发现伏尔泰、重农学派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是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在这时期的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过强烈反响。最早提出“睡狮”说法的是拿破仑；古老中国，不断地启发19世纪法国作家们的创作灵感，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着中国，并对中国有独到的论述；19世纪后期，“寻求中国形象”，是法国艺术家“异国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所有这些是跟这时期汉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第二节职业汉学家的诞生职业汉学家首先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诞生，雷慕沙、儒莲、毕欧、德理文、巴赞、哥士耆、德韦理亚等，是国外汉学发展史上，第一批用“现代”模式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汉学家。一、雷慕沙、儒莲和德理文法兰西学院1815年1月16日开设“汉学讲座”开始，不仅使国外汉学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同时也使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培养汉学家的基地。雷慕沙，法国巴黎人，汉学这门学科第一任教授。自学汉语和满语，1811年，他发表《中国语言文学论》，1812年发表《汉语及满语所记——铭文之解读》；181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1815年的1月16日开课演讲，题为《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1788-1832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从事汉学教学的同时，努力研究中国，内容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等多方面。著有《汉语语法基础》。翻译有小说《玉娇梨》(1826年)，编辑出版过三卷本的《中国短篇小说》作为教材，翻译并注释《法显撰佛国记》。还写有大量的论文，均收在《亚细亚论集》。雷慕沙在汉学，尤其在汉语和中国佛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汉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后人极大重视。汉语语法方面：《汉语语法基础》——“西方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伯乐：雷慕沙在《汉语语法基础》中则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并“不断地掀起”汉学家们“热情”的问题，即“中国和西方世界古老的关系”和“往昔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佛教方面：《佛国记》中所附的大量注释，首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佛教比较公正的看法，在汉学发展史上有着开拓性功绩，是雷慕沙最重要也是最有生气的译作。继任雷慕沙教席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儒莲学过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后跟雷慕沙学习汉语和满语。他把《孟子》译成拉丁文；写有《以汉字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简称《新编汉语语法结构》）翻译了《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和《大唐西域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的汉文佛典翻译和研究上有着重要意义。1797-1873儒莲对中国俗文学情有独钟，译出了两出元杂剧：《灰阑记》和《西厢记》，并逐字逐句地翻译了《赵氏孤儿》。他还向西方翻译介绍了被称为“才子佳人”的话本小说等。《白蛇精记》、《平山冷燕》。他在《蚕桑辑要》（1837）、《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1856年)、《中华帝国古代现代技艺》(1860年)等译本中，把中国工艺知识介绍到欧洲，使得19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别开生面。继任儒莲的是他的学生德理文，主要贡献是翻译和研究《离骚》和唐诗。二、巴赞、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