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读书笔记

《想象的共同体》读书笔记：试析安德森关于民族的理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讲座教授，政治学家，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其写作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一本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力作。在本书中，安德森首创性地给出了民族的定义，并充分论述了民族产生的条件。一、“民族”的定义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遵循人类学的精神，对民族作了如下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其理由如下：（1）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听说过他们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或所有同胞，而面对面的接触则更是一种奢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是凭空捏造的“臆想”。它只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象——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亦即它不是什么“虚假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2）民族在本质上被想象为有限的。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民族，“民族之林”这一词汇足以说明世界上的民族之多。然而，每一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是有其边界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2]（3）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在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背景下，随着宗教与王朝的衰微，“民族于是被梦想着成为自由，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3]（4）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公与剥削，但是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这里涉及到阶级与民族孰轻孰重的问题:阶级是一个经济利益群体,经济生活的变化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阶级动荡不定;反过来,各阶级却能够在民族理念所倡导的“天下兴[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2]同上，第7页。[3]同上，第7页。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联合起来,历史上各种统一战线就是有力的例证。二、民族的产生民族是如何被想象出来的，也就是民族的起源是什么？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就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条件包括认识论上和社会结构上的两个先决条件。认识论上的条件也就是民族产生的文化根源。“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而“宗教共同体和王朝，是和我们现在的讨论相关的两个文化体系。”[1]安德森认为，中世纪的这两个文化体系——宗教共同体和王朝的式微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空间（主要是人们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宗教能够对人类的苦难做出充满想象力和回应力的解释，可以回答人类对死亡这个终极宿命的关切，把人世的宿命转化为生命的延续，从而成为一种对现实世界富有解释力的心理模式，亦即成为人们重要的心理依托。在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世纪的到来，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但由于“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2]所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信仰危机。在宗教式思考模式衰颓之后，人们亟需解决的是，重新寻找一个精神依托。而这时没有什么“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3]宗教共同体从中世纪后期的开始衰退，主要和两个直接的因素有关：一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的探险“‘急遽扩大了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4]基督教不再是存在于世界的惟一真理,而欧洲也不再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人们产生了“相对化”与“领土化”的观念。二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衰微。拉丁文作为“神圣语言”在中世纪基督[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2]同上，第10页。[3]同上，第11页。[4]同上，第15页。教时代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处于“霸权”地位。但16世纪后，随着多元化方言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拉丁文的神圣地位逐渐地衰退。中世纪君主制王朝的衰退也是促成民族的想象产生的条件。王朝国家中，君主的合法性源于神授，即君权神授，而不是民众——民众只是臣民而已，绝不是公民。但到17世纪后，君权神授的观念遭到了人们的极大质疑，王权的正当性也开始慢慢衰退，君主亟需的是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而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民族。然而，安德森认为，“我们也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的，然后再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1]安德森实际上要说的就是对由宗教的衰落而造成的时间观念的变化的理解。中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督的二次降临随时会到来，而这个“审判日”就意味着世界的结束和时间的终止。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自己身处于时间的尽头，过去与未来的意义汇聚于现在，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审判的材料。本雅明把这种时间观称之为“弥赛亚时间”。但随着文艺复兴等思潮的出现以及世俗科学的发展，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取代了中世纪“时间并进的同时性”的概念，时间不再是“预兆或者成就”，而是“由时钟或者日历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2]时间具有了一种不受任何事件干扰的确定性，这对民族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民族往往被想象成在一个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里稳定运动着的共同体。“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3]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即意识根源。安德森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论及了民族意识的起源。消极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来拉丁文自身的改变。拉丁文因其被书写的内容与教会和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而变得神秘。二是印刷资本主义宗教改革[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2]同上，第23页。[3]同上，第24页。的影响。“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1]三是行政方言缓慢地、分布不均地扩散。种种方言逐渐地跃升为权力语言，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成为了拉丁文的竞争者。“拉丁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以及行政方言的偶然发展的重要性可能主要是消极的——即迫使拉丁文自其宝座退位。”这几个因素即使是全部加起来，都不能使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积极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2]资本主义创造的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们通过印刷语言变得能够沟通。“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3]二是由于印刷语言具有“永恒的形态”的特点，以是能够持久地维系读者们的这种同胞之情。三是印刷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新的权力语言。“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4]总的来看，语言，尤其是文字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语言，其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报纸、小说和其他印刷品的出现，使得共同体内部事件，甚至是世界性的事件，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想象中，渗透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里。这样一种稳定的、坚实的时间观表现了同时性行动的惊人可能性，从而深刻支配了人们的想象，使得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可能。三、几点不足[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2]同上，第42页。[3]同上，第43页。[4]同上，第45页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理论，再优美的理论都难逃知识界的检视和争议。安德森的民族理论亦是如此。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安德森的民族理论中,宗教共同体的式微被视为民族起源的关键因素。但宗教一直以来都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不仅反映在政府的决策上,而且还反映在阿拉伯人的语言和宗教仪式上。这表明安德森在建构其理论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西欧和东亚两端,却忽视了夹在中间的阿拉伯地区。二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东南亚以及非洲美洲一些殖民地国家的解释很所有说服力，但是当应用到中国语境下，其局限性就很大。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能够解释的。近代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表面上看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一样，同样符合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语境。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而且中华民族在两千余年专制社会的大一统的同化中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历来很强烈。这从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威力的强大释放可以看得出来。尽管如此，安德森对于民族的阐释独辟蹊径，为民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特别是民族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经典理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