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文学观念

第六讲：韩愈的文学观念一、“六经皆文”二、“不平则鸣”为标准的文道统一观三、建构“李杜并尊”的盛唐观四、“务去陈言”“气盛言宜”的创作观一、“六经皆文”的文学观念魏晋南北朝的“文的自觉”，主要包括：(1)认识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被突出和强调。(2)重视文章的审美娱乐特性，讲究声律、词采、典饰，即萧统所说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3)有比较细致的文体分类意识，如《典论·论文》(8类)、《文赋》(10类)，《文心雕龙》(25类)，《文选》(38类)。这种文体分类比较粗放，是一种“杂文学观念”。中唐时代，这种文学观念，并没有多少改观。韩愈经常使用的“文学”、“文章”、“文辞”等概念，都是一种包含多种文类的“杂(广)文学”概念。“文章”的概念比较复杂，含有多种意义：(1)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读仪礼》）(2)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进学解》)(3)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4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5)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潮州刺史谢上表》)这些诗文中的“文章”，有的指三代的“文化礼乐制度”((1))，有的指“诗、赋、文”((2)(5))，有的偏指“诗、文”((3)(4))。有时韩愈用“文辞”“辞章”“词章”来代替“文章”：(1)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于中朝。(《科斗书后记》）(2)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感春四首》）(3)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柳子厚墓志铭》）(4)声名词章行于京师。（《窦公墓志铭》）这些用法里，(1)中“文辞”指“文章辞采”；(2)中“文辞”指“文章词藻”，偏指“诗、赋”方面；(3)“辞章”“词章”指柳宗元的文章，包括诗、赋、文、学术等；(4)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韩愈的文学思想里含有“杂揉各体”的文体意识，其中表述含义界限较清楚的是“古文”与“时文”的概念。如：(1)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书·一》）(2)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3)朴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时文)，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与冯宿论文书》）(4)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举荐张籍状》）(5)君喜古文。……其志在古文。……愈之为古文。（《题欧阳生哀词》）(6)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师说》）韩愈的这种文章观念意义何在？首先，这种观念能让韩愈的阅读视野更开阔。因为他持“六经皆文”的观点，其“文学”观念中又包容了经史百家学说，所以他对待前代文化遗产态度就非常通脱，能体会各种典籍的精深奥义。其次，韩愈“六经皆文”的观念，使他能打通诗文的界限，取得新的成就。如果说柳文还能与韩文并列，是因为他们都持“文以明道”的观点，并且对六经百家持基本相似的看法的话，那么韩诗与柳诗则因为观念差别，而成就不在同一层次。《进学解》：“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严谨，《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将《诗》《书》《易》《春秋》《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赋等均纳入了“文”的范围，而且吸收它们各自的艺术优长。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柳宗元认为诗、文具有不同的源流和不同的体性特征，文本于经，本于著述，因此“高壮广厚，词正理备”，而诗则本于比兴，本于《风》《雅》，要“导扬讽谕”，因此“丽则清越，言畅意美”。他还认为“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厥艺。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柳宗元古文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而诗歌却拘于较狭窄的气局，气象远不及韩诗森严阔大，含蕴也不及韩诗包孕宏深，显然与他持诗文难以“兼胜”观念及强分诗文畛域的文学观点密切相关。文学史上只有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少数作家能取得各体兼工的成就，我认为都与他们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杂汇多种文体的特征而融会贯通的观念有联系。《南山诗》是“文备众体”的典型：它铺排景物，繁富炫博似赋，历叙三次遭贬而登山似记，整体上看是赞美京城近郊景物及自然功镌造化又似颂赞。此外，如记载史实夸耀功德的《元和圣德诗》似颂体，《桃源图》《落齿》似记与论体，《嗟哉董生行》《县斋有怀》似传体，《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岳阳楼别窦司直》又似书体，《孟生诗》《送惠师》又似序体，《永贞行》《荐士》《龊龊》则是典型的论体。方东树《昭昧詹言》说：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并称赞“实由读书多，笔力强，文法高古。而文法所以高古，由其立志高，取法高，用心苦，其奥密在力去陈言而已。”二、以“不平则鸣”为标准的文道统一观1、《礼记》：发愤作乐2、司马迁：发愤著书3、韩愈：不平则鸣4、欧阳修：穷而后工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而非诗之能穷人也，殆穷者而后工也。韩愈：宇宙自然中的普遍规律：不平则鸣。自然界：草木——风水——风金石——敲击人类：有不得已——言：歌、哭（悲、喜）音乐：郁于中——泄于外：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四时：春——鸟夏——雷秋——虫冬——风历史文化：唐虞——皋陶、禹夔——《韶》夏——五子殷——伊尹周——周公周衰——孔子、庄周楚国——屈原韩愈所列举的善鸣者谱系：(1)孔子、孟子、荀子、扬雄——儒家正统派系；(2)老聃、庄子——道家之流；(3)管仲、晏婴、韩非、申不害、慎到、田骈——法家学派；(4)墨翟——墨家；(5)孙武——兵家；(6)张仪、苏秦——纵横家；(7)邹衍、尸佼、杨朱——杂家；(8)屈原、李斯、司马迁、相如、杨雄——文学辞赋家。这些人都是历史进程中被选择出来又为文化史所确证的“善鸣者”。从“鸣”的角度看，没有好坏精粗方面的区别，这反映了韩愈融思想、学术、历史、文学为一体的杂文化观念或广文化观念。这些人或以道或以术或以文辞鸣。在对这些鸣声内涵作选择去取时，韩愈从自然人生与历史文化的交融中确立了他自己的“文统”和“道统”观。《原道》“道”的内涵：“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栗米果蔬鱼肉。”显然这是一个与人生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生命实体，又是维系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纽带，是相生相养与伦常关系的具体可触摸的东西。当道统面临传人“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及佛老浸蚀而衰落不济的艰难境地时，他毅然要通过恢复文统来拯救道统的失坠，说：“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与孟尚书书》)。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韩愈的“不平则鸣”实际上包含了“穷而后工”和“通亦可工”的正反两个命题，因而显得更宏通。《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后名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心中因为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以争吵的方式“不平则鸣”。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在叙述戏子芳官和她的干娘之间的矛盾时运用这一概念。干娘欺负芳官，拿了她的月钱，还让她洗干娘女儿的洗脚水，于是争吵起来。晴雯认为芳官狂，袭人则认为老的“不公”，小的“可恶”。这时宝玉说：“这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三、复古背景上建构“李杜并尊”的盛唐观念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并序》：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于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的评价：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抑李扬杜韩愈《调张籍》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据说这是讽刺元稹的。《荐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还有《醉留东野》《城南联句》《石鼓歌》《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感春四首》等诗中均将李、杜并提，没有轩轾之意。韩愈眼中，李、杜是定位在古典主义风格的大背景上，没有对李、杜的全面成就进行评价；韩愈赞赏的是李、杜大禹治水式的“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的勃兴诗歌、开辟诗史坦途的巨大魄力，欣慕的是李、杜诗歌使“万类困陵暴”的超强艺术表现力，以及代表整个盛唐“雄壮浑厚”艺术风格的诗歌规范的意义，但由于李、杜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存在严重褒贬的情况，因而韩愈提倡李、杜并尊，树立李、杜最高的诗史地位，就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而深远的诗史意义，同时也表现了韩愈欲回归开天盛世的诗歌理想和取则盛唐的创作意图。在中唐时期，固然需要像白居易、元稹那样的更为细致的评价，需要确立具体的标准来重新思考审视盛唐，但更需要的是高瞻远瞩，观源溯流。这有如平定淮西藩镇，是归功于最高统治层的决策还是单个将领的奇勋一样，韩愈表现出穿透历史时空不拘泥于具体琐屑的眼光。韩愈的这一经典评价，可以说建构了两宋、元、明、清的诗歌盛唐观念的基石，宋明人对盛唐之音的认识，对雄浑飘逸、雄壮浑厚的盛唐气象的审美判断，都可以说是以韩愈的这一评价为基础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学诗)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又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明·高棅《唐诗品汇》序：“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明·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者神龙之不可羁。”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通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四、以“务去陈言”“气盛言宜”来扶树教道的创作观念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介绍自己二十年为学的艰苦历程中第一阶段的情况时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