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大众文化》读书报告

《理解大众文化》读书报告在本书的译后记中，宋伟杰总结了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三种主要走向：（1）试图重新调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使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生活也包括大众文化，而不是单纯落实在高雅文化里；（2）将大众文化放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中，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等“群众文化：理论家；（3）视大众文化为权力斗争的沙场，但在承认宰制者权力的同时，却更注重大众如何施展”游记“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乃至抵抗哪些宰制性力量。而费斯克在本书中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其实就是第三种研究倾向。他认为，大众文化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被压迫者、被接收者。而是在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压迫、收编中，发挥着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对宰制性力量进行反抗，在宰制性力量控制的场所中创造自己的空间，并权且利用宰制性力量的文本库，生产自己的意义、文化，并从中得到快感。根据费斯克的叙述，我认为本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为第一章《牛仔美国》。本章中费斯克通过对牛仔裤案例的分析，指出大众在面对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商品时，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们通过对这种规训的反抗，从文化工业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这部分，费斯克探讨了通过何种方式，大众将文化商品转变成感兴趣的事物，从中创造属于他们自身的意义，并在创造意义中产生快感。他指出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必须同时包含宰制力量和反驳宰制力量的机会。其中，生产大众文化的大众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由宰制性力量决定，但宰制性力量却不能全盘控制大众所构建的意义，以及大众所形成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在大众构建意义的过程中，会产生快感。费斯克将大众的快感分为两类：躲避式快感（抵抗着宰制性力量的结构）、生产意义上的快感（创造自己的文化）。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这部分中，费斯克集中阐述了能变成大众文化的文本的特征，并探讨了影响这一选择过程的关键标准。费斯克参考巴特的”读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的区分，将大众文本称为“生产者式”的文本，并指明其过度性（指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是任何特定文本的要求）和浅白性（是对“有深度的”真理的拒绝）的主要特征。此外，费斯克提到，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的筛选有三个主要的标准：相关性、符号生产、消费模式的灵活性。不是所有的文化工业产品都能够变成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创造、生成中，大众会将文化工业产品与自己的社会体验建立相关性，在两者的接点处，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政治。在这一部分中，费斯克主要探讨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政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费斯克认为，只有在微观政治的层面上，大众文化才通常是政治化的。这本书严格意义上不算难懂，费斯克全书主要就是想向读者展示，大众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大众文化与宰制性意识形态间的“相爱相杀”的关系。虽然，大众文化是在宰制性力量的“夹缝”中被创造出来的，是弱势者、被压迫的一方，而且还随时会面临被宰制性意识形态收编的“威胁”。但是，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商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正如赵斌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的一样，与阿尔都塞所分析的国家机器的活动方式不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主要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完成。加上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描述，我觉得虽然消费社会中，很多现象背后，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在操纵。但是，其实大众文化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也在向主流意识形态“献媚”，在某些方面与宰制性意识形态达成共谋。这些源自于大众文化本身的矛盾与不足。对论文的启示虽然这本《理解大众文化》在阅读上没有太大困难，也能费斯克想阐述的内容和传达的思想。但是，读完后，在跟我论文选题进行联系的时候，总感觉找不到切入点。然后，我阅读了一些有关大众文化方面的论文。结合本书内容，将大众文化与《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女郎的研究建构以下联系。切入点：分析大众文化背景下《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女郎形象构建研究问题：（1）《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的？（2）男性受众作为《花花公子》杂志阅读中的绝对主体是否是审美的主体？对杂志的认同（《花花公子》杂志一度销售量很高）是否等同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建构？（3）在这一系列表面现象的背后，大众文化的作用是什么？权力机构又是怎样运作建构意义的？基于我现在的了解，我认为可以从大众文化与宰制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分析大众文化对《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意义的建构。可以裂变为两个方面：（1）大众文化对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反抗：20世纪以前，西方对性处于一种相当保守的状态，19世纪，欧洲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女性受到歧视，且不准谈性，不准进行与性有关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爆发了一种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性解放。而《花花公子》则是“性解放运动”的产物，而且对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花花公子》的成功，与当时大众的社会体验（性禁锢）是密切相关的。《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女郎（多暴露、甚至裸体）其背后，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对宰制性意识形态（即当时的性禁锢、性压抑）的一种反抗，在这种反抗中，大众产生一种“性自由”、“性解放”的快感。由此，《花花公子》被誉为”性与美“的变迁史。（2）大众文化与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共谋。大众通过在杂志上公开刊登裸体女性图片的方式，来对抗宰制性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反抗是在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场所中进行的（因为大众文化还没有力量足够脱离宰制性力量而存在）。而且，从《花花公子》杂志对女性的展现，可以发现，这种对“性禁锢”的反抗，还是臣服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被商品化、色情化，是被看的对象，而男性则作为看的对象，消费着女性的裸体，而且在这种窥视中产生快感。虽然，裸体形象的刊登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是在社会的男权话语下的产物，女性主体的投入并没有被重视。在这种意义上，《花花公子》被定义为一本色情杂志。其实，从《花花公子》的流通、大众认知可知（色情杂志、在中国被禁等），大众文化的第二种作用是远超第一种的。其实，这也暗合了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提到的，在父权制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大众文化不可能是激进的，而只能是一种进步的文化，是温和的。这也就能解释存在的上述两种情况。从上述叙述可以看出，女性形象虽然贯穿整个过程，但却没有主体性和话语权。在男性的社会中，女性是他者（他者理论）。有学者指出，自我意义的形成需要参照一个不同于自己的差异的他者。男性对《花花公子》杂志的追捧，一方面是对性解放的追求，对禁锢性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但在追逐性解放的过程中，父权制社会却并不想丧失其控制主导地位，所以通过利用女性的差异来强化父权制的统治。所以，要打破男性对于女性的这种压迫，使得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性解放，则需要打破女性的定型化印象。主要方法就是用积极、主动的行动去消除固有的男/女性二元对立思维，积极构建女性自身的社会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