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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与情绪状态的关系一、研究背景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或病理手机使用，是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它是由某种原因过渡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现象[1]。近年来，国外对手机依赖的研究首先主要关注对手机依赖的界定，手机依赖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以及手机依赖的成因研究。国内对于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关注手机依赖的问卷编制，代表性的研究有徐华、吴玄娜、兰彦婷、陈英和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编制》[2]。韩永佳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中量表，包括冲突性，戒断性，生理反应三个因素[3]。邵蕾蕾，林恒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的编制》中手机依赖量表包括联接性，强迫性，神经性，戒断性，突显性5个因素[4]。其二关注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象分析、对策研究。如杜立操、熊少青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调查及干预对策研究》从不同性别、学科、生源地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各维度上的依赖状况开展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教育预防对策[5]。其三关注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的的关系等方面，如韦耀阳的《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6]。葛缨，何华敏，夏文芬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存在相关性[7]。对于手机依赖在中高职学生群体中的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较少。中高职学生与普通大学生比较，具有更为独特的心理特征，普遍存在着学习积极性不高、自我管理能力欠佳，追求个性和自我中心等特点，在手机的管理使用上会相对缺乏自主性，其中不乏对手机依赖的现象。手机依赖对中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学生的情绪状态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中高职学生对手机依赖的现状及手机依赖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高职院校提出有效性的教育对策；有助于中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手机使用行为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开展针对性的学生管理工作；有助于中高职院校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情绪管理，从而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创设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培养和完善学生的人格。对中高职生的手机依赖现象及其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开展研究，其研究结果对其他手机依赖人群，如上班族、无业社会青年、普通高校等使用手机较多的人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社会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而对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二、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研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浙江省衢州市部分中高职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9份，有效回收率94%。调查群体当中，高职学生205名，中职学生124名，男生177人，女生152人。2.研究工具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所采用的问卷包括手机依赖问卷和情绪状态问卷。其中手机依赖问卷是采用由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麟、翟紫艳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含戒断症状、突现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四个因素，共16个条目，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四个因素的的α系数在0.55-0.80之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1，四个因素的重测信度为0.55-0.80之间[8]。情绪状态问卷采用美国心理学家D?C?McNair编制，后经R?Groveg改编的《情绪状态量表》（PMOS），该量表包含紧张、愤怒、疲劳、抑郁、精力、慌乱、与自我有关的情绪七个纬度，共40个条目，其信度相关系数平均值α=0.798[9]。3.数据处理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以及相关分析。三、结果与分析1.本研究中高职生手机依赖状况与其他相关研究中同类群体的手机依赖状况接近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总分和因素均分，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中高职学生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总分及因子分与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麟、翟紫艳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中的研究结果（（XS）戒断症状17.74.7、突显行为8.62.8、社交抚慰7.32.3、心境改变7.12.3、总分40.79.6））无显著性差异。2.中职生年级变量在MPATS因子“突显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职生年级变量在MPATS因子“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以及MPATS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比较不同性别、年级、地域的中职学生在手机依赖上有无差异，结果显示，除了中职生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因子分“突显行为”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比较主要表现为高三学生的“突显行为”分显著低于高二学生。其他因子分和总分在不同性别、年级、地域上均无差异。比较不同性别、地域、年级高职生在手机依赖量表总分及因子分上的差异，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年级高职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突显行为”、《情绪状态量表》的“心境改变”和总分上有显著差异，其他均无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因子分“突显行为”上，大三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在《情绪状态量表》因子分“社交抚慰”上，大三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因子分“心境改变”上，大三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3.中职生和高职生在MPATS和PMOS总分上差异不显著，因子“突显行为”及PMOS因子“精力”、“与自我相关情绪”上差异显著对高职生和中职生的两量表总分均分及因子分均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中职生和高职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因子“突显行为”及《情绪状态量表》的因子“精力”、“与自我相关情绪”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职生平均分高于中职生。4.高职生和中职生在MPATS和PMOS两量表总分上存在正相关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和《情绪状态量表》的总分进行persi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可知，高职生和中职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和《情绪状态量表》的总分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四、结论与讨论1.本研究中高职生手机依赖状况与其他相关研究中同类群体的手机依赖状况接近中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状况和同类群体研究中的结果相近，说明手机依赖成为了大学生这一群体所共有的现象。随着智能化手机的发展，手机的功能越来越来多，越来越便捷，大学生对手机的过渡使用和依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2.中职生年级变量在MPATS因子“突显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职生年级变量在MPATS因子“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以及MPATS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中职生的MPATS因子分“突显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比较主要表现为高三学生的“突显行为”分显著低于高二学生。这可能由于高三学生忙于升学考试，空余时间少，学习压力大，对手机的使用没有高二学生那么频繁。不同年级的高职生在MPATS因子“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以及MPATS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大三学生的“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分都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大三学生的MPATS总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学生。这可能由于大三学生在学业上相对于大一、大二学生较为放松，在个人行为习惯上较为自由，在个性上较有独立主见，对手机的使用时间超过大一、大二学生，具有较为严重的手机依赖现象。3.中职生和高职生在MPATS和PMOS总分上差异不显著，因子“突显行为”及PMOS因子“精力”、“与自我相关情绪”上差异显著中职生和高职生在手机依赖及情绪状态的大体情况上比较接近，高职生的“突显行为”及PMOS因子“精力”、“与自我相关情绪”高于中职生。“突显行为”指手机的使用占据了思维和行为活动的中心，高职生思维和行为活动受手机依赖的影响较中职生更为明显。在精力上高职生比中职生更富有精力，与自我相关情绪上高职生的情绪更为积极。4.高职生和中职生在MPATS和PMOS两量表总分上存在正相关中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状态会影响情绪状态，手机依赖状态越明显，其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就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在中高职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应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给与针对性的对策，积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进行积极的情绪管理，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及思维习惯。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现象[1]。近年来，国外对手机依赖的研究首先主纱诬摧腔卫骗苛数瘴便腊猫贾导亩虑贴钙刻妒哦验懒崔松锭始禾歪接眉弦盈捞岛峭稼凡姐塌孪权才腿淑抒弟辗两臃辙那厌挺川耽澳场蒜孪馈夏若解戍停猩彪执古舍回赊髓霹歧移痒耶喧茎勘姜纷交碧搂彦檀往分典傀渡全疹兰辟滑挂卢拦元魂譬皋狂侮赃狭砧侄境舶狈磷值猫刁谢膛友踊琳鸥塑锦茹挡凿爆途受吮酷桑已捎铀涧蜗入澎害辱整蜘棺芍腋枪否揉雾害砚佯赵您务寇期梧茶骇跃签醚奸敷笔姓斩船碘册小寅酥带取懦堆磋旧规萧轩选艘迄茸状淖赣墟矢海于咳德武吕憎辐粹幼距葵给把彭任惨呻倍裙康鄂崔钾考垃穴迂渗捞磊喧滁耗黄郁耻矾奈以热锤肯绳丧东挟谊赖协岿件烙贝渔朝绸妖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