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苏轼黄州词的创作，说明了贬黄对苏轼思想及人生的重大影响，得出了苏轼黄州时期由于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其人生态度呈现出从失落，无奈，说服直至旷达的逐步转变的结论。[关键词]苏轼黄州词心境变化引言——苏轼词在词界的功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千古绝唱的歌吟者因蒙受冤屈早与世长辞，但苏轼这位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他的文学创作却成为后世文人的至奉。尤为他黄州词的创作，尽显其人格魅力。词起源于隋，是当时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合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燕乐”的歌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词一直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文人墨客只是用写诗的余力和游戏的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湮《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不能和“载道”、“言志”的正统文体诗歌相提并论。[1]直到苏轼才有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苏轼对词体的全面革新，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使词无论在文化品格上还是文化层次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唐诗宋词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这是他对宋代文学的巨大贡献。而在词的创作中，黄州词最能代表他的创作实绩。谪黄州对苏轼的影响苏轼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2]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社会危机和党争急剧发展的时代，苏轼尽管权重才高，但秉直的个性还是使他陷入了这场争斗中。元丰三年（1080）的“乌台诗案”，使他一下子陷入政治生涯的低谷，元丰四年被贬谪，“安置黄州”。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我们可以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的前期创作以儒家思想为主，作品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议论前世盛衰和古今风俗的变化，引证丰富，语言切中时弊，不发空言。行文讲究联系时事和制造气氛，骈散结合，具有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明白，详述事件原委，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它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作自我鼓励，满腔浩然正气，但已渗入了大量的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求得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静、旷达、洒脱。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成一个整体。[3]正是在以上思想的影响下，贬谪黄州不仅改变了词人的政治命运和人生理想，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又直接造成了苏轼创作风格的变化。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苏轼以贬谪黄州为界，前后期不同境遇下的词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当时东坡任密州知州，曾因旱灾去常山求雨，归途中与同行官员梅户曹在铁沟会猎，写了一首出猎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场面热烈，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宪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抒发了自己想要辅佐皇帝做圣君的大志，充分表明了自己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这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前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寿昌》）这两首词都是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面对政治现实和坎坷处境，想到他振兴王朝的愿望，不免情绪低沉，心生感慨，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惜了。仕途坎坷，壮志未酬，使词人过早地感到自己苍老。然而人生几何，何苦让这种“闲愁”萦回我心，还是放眼自然，尽享余生吧！自然平淡之中表达了词人乐观而旷达的胸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州时期苏轼的思想极其复杂：一方面他不能忘掉自己的理想，想辅佐国君为国出力，但戴罪之身是不可能建功立业的，理想实现不了，思想上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他追求生命的自由，生命的价值，希望摆脱束缚，找回因新旧党争而失落的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是苏轼黄州词的重要内容。正视现实转变心境苏轼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抵达黄州贬所，元丰七年四月“恩量移汝”，离开黄州，共居四年而跨五年头，故有“坐见黄州再闰”（《满江红·归去来兮》）。贬黄期间，苏轼生活极度拮据，仕途空前失落，而且朝廷政敌也不放过他，境遇险恶，心理上时常带有九死一生的余悸，常“梦游于缧绁之中”。总之，仕途生涯在他面前翻了一个过儿。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因诗得罪的余悸与治罪过严的激愤、避祸少事的自我控制与“搀说得失”的习气等矛盾都交织在心头，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然而，人总是要生活的。人的这种本能和生活欲望，驱遣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更何况作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个“达人”。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身杂老农间”与“樵渔杂处”，尤其是躬耕东坡的切身体验，以及与当地父老和邻近士人的亲切交往，使他看到了以往被士大夫圈子所局限以外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加上很长一段时间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对另一种生活充满信心。他的思想本来已经够庞杂了，但由于做官以来顺达的境遇，儒家的入世思想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如今，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取向。如果说在赴密州途中他还持有“行藏在我”的穷而达的观念的话，那么经过跌得太重的筋斗，“兼善”的儒家思想已不足安慰“废弃至此”的被贬弃的惨痛遭遇，他只好从早年所受的佛老思想中寻求精神补剂。“平生学道，专以待物之变，直须理遣耳！”（《与滕达道书六十八首》其二十）苏轼吸取儒、释、道三家中与自身状况相近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为我所用，这便是“慎静以处忧患”（《与章质夫三首》其一），以此作为他在逆境中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有了这个精神支柱，苏轼便开始逐步达观起来，在谪居生活中“遂性”而往，寻求慰藉，正如他给子由信中所说的“任情逍遥，随缘旷放”。至此，苏轼完成了他黄州时期复杂而艰难的心境的转变，而这一心境的转变历程，贯穿于他整个黄州词的创作之中：从失落、无奈到说服自己，再逐渐趋于随缘自适。1、失落无奈转瞬之间，由仕宦变成囚徒，由繁华京师迁往偏僻小城，“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雄心壮志被现实砸得粉碎，苏轼的仕途、生活、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一时很难调节过来，从而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惊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失落和无奈。一首在黄州定惠院作的《卜算子》唱尽了自己的愁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以戴罪之身谪居黄州，深居寓所，谢绝交往。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忧愁，现实崎岖的不满和激愤，整日盘踞在他心间，折磨着他的灵魂。然而他没有屈服于陷境，“孤鸿”比喻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反映政治上失意的孤独及“有恨无人省”的无奈，高处不胜寒，但他始终坚持心中的理想。“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揭示了一个伟大灵魂宁愿承担心头的凄冷孤寂，也不肯与黑暗现实稍作妥协。所以黄庭坚赞叹道：“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4]又如《西江月》：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这首词寓情于景，咏唱人生之短促，叹惜事业之无成，吟唱出一个政治上失意者长期郁积于心间的牢骚与怨愤。但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是不会为了苟安避祸，而改变他的理想及操持的，虽然心中无奈，也不违背本性。东坡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加上其仗义执言的个性，在官场上的态度一直都是有话直说，这些忠言是真能够造福百姓的，但皇帝和朝中当权者往往不能接受他带批判性的谏言，而将他打压，贬谪，以致他仕途的崎岖不平。其妾朝云曾说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基于政治立场和利益的不同，东坡不愿与奸人一般唯唯诺诺拍马屁，但小人多，势力大，对于他真心为民的呼声无法传达给皇上，既是孤寂也是无奈。2、说服困苦忧愁过后，他仍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学会把痛苦化为平和，说服自我适应困境。一旦快乐，就全身心投入，真正地享受生活和生命，他浪漫的天性和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去实现老庄所向往的艺术人生。如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轼把写景、抒情和议论熔融为一炉，表现了他旷达襟怀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浩然气”是他悟出的做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哲理：只要胸中有“一点浩然气”，刚正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从容面对，如同领略“千里快哉风”那样舒适快意。表现了他豪迈的气概、探索人生的精神，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再看其《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吴老矣，寄余生。该词调下有序云：“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1082）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该序与词互相阐发，互为一体。苏轼在词中表达了在“暗泉鸣”、“小溪横”的自然幽静的境界中，享受自主、自适、自悦生活的美好感受。3、旷达但正如前文所说，苏轼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不会为了苟安避祸，而改变其理想及操持的。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心情一旦恢复正常，他心态中的主流——旷达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受儒释道的影响，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一是儒士，一是隐士。在贬谪以前，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希望建立不朽功勋，留万世芳名，表现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旷达心境。但贬谪黄州以后，因“乌台诗案”打击和朝廷政敌的迫害，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成为他的精神支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灵净化，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的心境。“乌台诗案”对他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但他贬谪黄州，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之后，其心态就迅速恢复正常，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不埋怨于冤屈，不感伤于困境。注重自我内心修养，培养性情，陶冶情操，使他的旷达性格进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定风波·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这种襟怀豁达、临变不惊的旷达境界的真实写照：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足证是翁（东坡）坦荡之怀，任天而动。”[5]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6]的确，乐观、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渡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也使他的词作富有情感的波澜，成为他坎坷生活的记录。现存的东坡词，约有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时期，且多为后世广为传送之作。[7]儒、释、道追求——心灵愈合的良药黄州时期的苏轼在人生的逆境中，历经沉浮，他参用佛老思想中清静、达观的出世的襟怀，又坚持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有为的思想，他真正地体味了圆满的人生，对人生的认识达到了理智、从容应对的崇高境界，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感受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