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过程及原因探析

322010·12332010·12的情况，蒋介石这里在耍欺骗手段。此时邓演达究竟是否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和欺骗手段呢？根据邓演达1月18日从武昌发给孙炳文的电文：“此次总座倍受民众空前热烈之欢迎，一致要求政府迁鄂，总座已允容日返赣后，由政治议决。”这说明此时邓演达并未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和欺骗手段，仍然对蒋介石寄托幻想，相信蒋介石返回南昌后将会向国民党中央“转达”武汉各界关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立刻迁驻武汉”的强烈要求，让国民党中央进行“政治议决”。既然此时邓演达仍然对蒋介石寄托幻想，那么邓演达在蒋介石离开武汉返回南昌之前不可能“坚决反对”蒋介石。总之，根据邓演达的这些电文，多年来学术界所流行的上述观点，亦即邓演达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是在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视察武汉期间，邓演达从此开始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或开始了“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另外，时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的包惠僧回忆说，此时邓演达虽然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不满意”，但是“从不由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总以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其实，邓演达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是在1927年1月26日江西庐山会谈期间。1月2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时，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立场开始变化。会上，蒋介石竟公然攻击武汉方面“潜移党权、毒害本体、分子复杂、复多怀疑、抗拒命令、为共党驱使等等”。邓演达在会场上表示了保留的态度，未作正面发言。晚间，邓演达与蒋介石长谈，就国共合作问题、军事发展后政治上的设施问题、农民问题、国民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等交换意见。会谈结果，蒋介石表示坚决分共，农民问题需待他统一全国后再办，其他问题不必谈了。到此时，邓演达才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从此开始下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如郭沫若的《革命春秋》记载说：邓演达从庐山下来到南昌，对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说，“他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指蒋介石——引者注）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陈公博的《苦笑录》也记载说：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竟提出驱逐鲍罗廷问题，邓演达“极力反对”。 邓演达“那夜也大喝其酒”，“借着酒醉，大哭了一夜，翌早赶回武汉，大约反蒋的决心也在那夜下了”。总之，邓演达彻底看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是在1927年1月26日庐山会谈期间，会后邓演达开始了反蒋斗争，始终不向蒋介石低头，直至1931年11月被蒋介石杀害。注释：①②⑦⑩《蒋总司令由赣赴鄂记：三十万群众集齐江干欢迎》，1927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第7版。③《邓演达电告：武昌民众迎蒋之热烈》，1927年1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第3版。④《邓演达之来电：武汉民众要求政府迁鄂》，1927年1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4版。⑤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吴忠亚：《我的老师邓演达先生》，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张光宇：《评述武汉时期的邓演达》，《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02页。⑥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3页。⑧吴忠亚：《我的老师邓演达先生》，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叶洪添：《邓演达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⑨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蒋总司令由赣赴鄂记：三十万群众集齐江干欢迎》，1927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第7版；《鄂讯：鄂人欢迎蒋总司令之热烈》，1927年1月16日长沙《大公报》，第2版。鲁振祥：《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者邓演达》，梅日新、邓演超、丘挺主编：《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丘挺：《邓演达年谱（四）》，《前进论坛》2008年第6期，第57页。《蒋总司令在鄂欢宴各界之盛况》，1927年1月20日长沙《大公报》，第2版。《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316页。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在1989-199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东欧八国出现了战后40多年来最激烈的动荡，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下台①，国家政权由亲西方的右翼所掌握，共同的政治口号和实践是“与过去决裂”、“回归欧洲”，即告别社会主义，加入资本主义世界。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特约评论员约翰·理查森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失败“既是一部辉煌的史诗，又是一出令人感伤的悲剧”。我认为，理查森的这一评述，要比那种认为东欧本来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那种认为东欧剧变是一场革命的说法，要客观得多，公正得多。一、东欧剧变的导火线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发生政治地震的导火线是不一样的。波兰由于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咄咄进逼，执政党统一工人党步步后退，丧失政权；民主德国由于大批居民出走和游行示威而引起政局震动，柏林墙倒塌，形势急转直下；匈牙利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激进改革派”占优势后实行多党制，从而走上了自毁长城的第一步；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反对派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而掀起了政治风潮，捷共被迫妥协退让，沦为在野党；保加利亚以民族问题为发端，当“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扑面而来的时候，共产党不清楚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改正什么，而是随潮流一律向右转；罗马尼亚政局暴风骤雨，短短一周内形势逆转，在激烈的局势动荡中，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南斯拉夫由于引进多党制导致多种政党纷纷涌现，步步紧逼，南共联盟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转向时顶住压力，人们正以惊喜的眼光投向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遗憾的是，还是因为难民潮、罢课潮、罢工潮、抢劫潮以及倒政府潮接连不断，最后也跟着转向了。从东欧剧变的全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到存在其间的一种共同的带规律性的发展现象，这就是“四步曲”。首先一步是群众思想混乱。反对派借口发扬民主，把执政党几十年中的一些失误，有的夸大其辞，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带有煽动性尽情揭露，大肆抹黑，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意见相同的人结帮成派，组成政党，要求执政党承认其合法地位，接着要求与执政党对话，召开圆桌会议。而执政的共产党不是在反对派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幻想通过退让妥协来求得事态的平息。圆桌会议的召开，使得东欧国家反对派的地位合法化了（团结工会、民主论坛、新论坛、七七宪章等都是如此）。现在可以这么说，圆桌会议在东欧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形式，反映了政治力量对比开始变化，有人形象地把圆桌会议的协议比喻为共产党为自己“编织了送葬的花圈”。 第二步是实行多党制，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规定共产党领导的有关条款，这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阶段。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名称各国不尽相同，称法不一样，但都是共产党性质的党。随着剧变形势的发展，由于面临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的格局，东欧各国共产党为了适应西方需要和选举形势，纷纷改名易帜，如前所述，各国共产党改名后使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多党制的实行，共产党性质蜕变，东欧的形势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众乱如麻，一发不可收拾。第三步是进行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直接的政治延续是举行西方式的自由选举。群众的思想混乱了，共产党被抹黑了，社会主义被说成不如资本主义了，马克思主义被东欧剧变过程及原因探析■ （广东）汪 盈学争鸣SHIXUEZHENGMING史资政专ZIZHENGZHUANLUN论342010·12352010·12说成是教条失灵了。在这种极度混乱的状态中自由选举的结果是，执政的共产党无一例外地一个个落马。无奈，只好“和平地”向选举获胜的反对派交出政权。难怪有人说，实行多党制是共产党自毁长城的关键性一步。第四步是反对派依靠手中的政权力量对内摧毁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政治体制上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意识形态方面在多元化口号下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外关系上以“回归欧洲”为口号，全面倒向西方。 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性的逆转，其原因显然不是单一的，有内因有外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有党的建设方面的原因也有理论上的原因，还有较复杂的民族原因和宗教原因，东欧悲剧是多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这里，不是对上述诸多方面原因作全面的论述，而是就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二、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东欧剧变在东欧剧变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有人认为东欧剧变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于是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大反和平演变。从广义的角度讲，东欧演变的确是和平演变，除罗马尼亚有着激烈的流血冲突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属于“不动枪、不动炮，不声不响换旗号”，西方称之“天鹅绒式的革命”。但如果说东欧剧变是西方从外部渗透演变的结果，这就有些不够准确了。从历史层面看，只要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就可想起，在19世纪中叶，当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所有一切旧欧洲势力就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同盟。20世纪初，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就有14个国家的反对力量和苏维埃俄国内部的反对势力里应外合，妄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二战前夕，希特勒何尝不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英法也是“祸水东引”采取绥靖政策；即使在苏联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丘吉尔仍然扬言，通过大战，把德国军队送入坟墓，把苏联送到手术台上去。二战后，美国又挑起冷战，宣称“要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要用和平手段解放“铁幕卫星国”，以后从“遏制”战略到“超遏制”战略，无不都是想把苏联东欧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于西方世界大家庭。苏联东欧演变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演变的外部条件，内部矛盾一旦不可克服，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才会乘机得手。东欧的演变，外部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西方利用经济实力为诱饵，对东欧国家软硬兼施，迫其就范。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无一不是靠西方的支持才得到发展的。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到民主德国的新论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到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他们的活动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他们的主张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宣传。（二）利用宣传媒体打攻心仗。艾森豪威尔说得坦率，他说：“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胜似国际上花5个美元。”（三）搞秘密间谍活动，拉出去打进来，窃取情报，搞策反，支持动乱。以上做法都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从未停止过。这一外部因素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自己不蜕化、不演变，仅靠西方敌对势力这一外部因素是演变不了的。理论是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自称是铁杆反共分子的尼克松曾说：“我一生都在批评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我被恰当地冠以毫无悔改之意的冷战斗士和共产主义之敌的头衔”，对苏联来说，“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崩溃。但崩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②。 总之，促使东欧剧变的外部因素是重要因素，但它毕竟是居于第二位的因素。东欧剧变，是“自杀”而不是“他杀”，把东欧剧变说成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三、经济没有搞好是东欧剧变的基础性原因经济没有搞好，尤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长期落后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带有毁灭性的隐患，这是东欧剧变的基础性原因。但我们也看到，东欧的经济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迭政权的地步，因此，又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没有搞好促使了东欧剧变。东欧国家搞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如果与自己的历史相比，不能说经济没有发展，但如果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匈牙利一位官员说，匈牙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与过去的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