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简介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他为翻译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论。个人名片主要著作•1937《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1《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1945《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著名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6月版）•1947《围城》（著名长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版）•1948《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版）•1958《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版）•1978《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1979《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版）•1980《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1981《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1984《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版）•1985《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版）•1988《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1995《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版）•1996《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2003《钱钟书手稿集荣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7月版）•2005《宋诗纪事补订》（三联书店）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影响•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1、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2、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3、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4、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林纾，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思想变化•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翻译作品•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作品简介•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翻译特色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就的着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钱钟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了林纾的翻译作品。•诱导功能分为两个方面：正面诱导和反面诱导。•正面诱导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而反面诱导则体现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在文中钱钟书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着的冲动，然而也有可能因为拙劣的译文而打消接触原作的兴趣。•“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讹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他(林纾)一定觉得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着的“讹”化的处理。•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钱钟书指出：“讹”的出现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讹”在所难免。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他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化”,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第一,“化”可认作是“背出分训”,是一种得失兼备、得意忘言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第二,“化”与“讹”的对立统一。•钱钟书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第三,“化”≠“信”。“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学潮流。而钱钟书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学潮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论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化境”论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论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