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之路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汉语中的“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天惟时求民主”，说的是上天因时势变化，为民求得圣明的君主。现代“民主”这个词（Democracy）来源于古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来统治”，二者可谓是南辕北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没有民主的基因。其惟一的政治体制就是集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于一体的皇权专制。谭嗣同总结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在专制政体下，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的对抗性矛盾一再重演。即使我们深挖儒家传统，所能发掘的那点“民本主义”，也是被禁锢在“三纲五常”的人身依附的政治枷锁之中，和现代意义的“民主主义”相去甚远。这注定了中国的民主之路，曲折而又漫长。一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做过多种尝试和努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意志之坚、用心之诚，可谓感天地、泣鬼神。终于，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将这次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其“软弱性”，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又回复到专制政体的老路上去了。如今，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重新审视当时历史条件，发现情况远非这样简单。孙中山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认为，既然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应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共和制度。在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英、德、俄、日等其他国大都还是君主制。我们不妨从下面几个层面，探讨中国第一次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这对我们认识中国民主进程的复杂性不无裨益。首先，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西方现代民主政体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古希腊、罗马就有民主的传统。历史学家公认，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是欧洲封建社会结束的标志。然而，直到100多年后的1581年才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而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则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在这300多年的过渡时期里，欧洲世界“不知流了多少血，闹了多少事”（陈独秀语）——从14世纪开始至16世界结束的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革命，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英国的工业革命，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等等。这一系列运动和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确立，做了大量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辛亥革命则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上，一步跨进共和制的。如果真能“一步到位”，反倒是奇怪的事。这之后，虽然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为民主政治摇旗呐喊，但并未彻底摧毁以“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其次，国民党是由同盟会改造而来，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第一次国会选举时，国民党党争意识过强，控制了国会，多数议员还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以致后来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世人讥为“猪仔国会”。1913年，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当时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全国舆论一边倒，一致谴责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解送到上海审问。袁世凯迫于舆论压力，解除了赵秉钧的职务。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之下，孙中山却放弃了法律博弈，冒然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体制下，继续动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先例。全国舆论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几乎都转而倾向袁世凯了。不到两个月，革命军就全军覆没。再次，制度需要积累。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几乎是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起草者事前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起草仓促，可想而知，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有不少缺陷和露洞，给实际运作带来许多麻烦。孙中山晚年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给后来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第一次民主共和的尝试，就这样犹如昙花一现地夭折了。二近代百年，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主之路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今天我们常讲发扬“井冈山精神”。那是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创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井冈山精神，也是在中共领导下走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发端。毛泽东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借鉴俄国的做法，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开创者。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实行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声有色地进行了民主选举。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规定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则用投豆法等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边区访问时曾赞叹：“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指出：“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他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之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新中国。这个新的政治，就是充分体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话直到今天，还广为人们所追忆。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包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真正的普选制、监督制、罢免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统一。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亿万数千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开辟了中国民主发展的新纪元。三然而，民主政治不是一日建成的。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依法治国，树立起民众，尤其是各级官员法治理念。显然，在一个有两多千年官本位封建传统思想的国家，这项工作是极为艰巨的。官僚主义意识的流毒在新中国成立后，不知不觉地在一些官员身上突现出来，而广大民众则深受封建迷信和奴隶思想的毒害，民主意识极为淡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其间实行的所谓“大民主”，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探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最显著的成就，是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定：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之—，就是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坚持民主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革命党向民主执政党转型，这是一次新的历史性的破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十七大报告是一篇闪耀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光辉的社会主义法治纲领。胡锦涛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赋予国民以公民的尊严，进而构建理性的公民社会。这是我国政府法治建设的一次重大转折，标志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质性进步，具有深远的导航意义。无庸讳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了一种滞后性。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深化改革的严重阻力。不少人对政治体制改革，“谈虎色变”，一提政治改革，就条件反射似的联想到“影响稳定”。诚然，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社会习俗等密切相关。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我们回想一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不就是因为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解放思想，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手段，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它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吗？时至今日，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温家宝答记者问时，引用王安石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达了中国政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强决心。我们之所以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因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必然具有本国、本民族的特色。美国、英国、瑞典的民主制度，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说，各个国度都应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项浩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我们坚信，只要把握正确的方向，贯彻积极稳妥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能够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将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为人类的民主制度体系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