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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和早期文本《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毛泽东1940年１月９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１月１５日定稿，２月１５日同题首次发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接着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同名单行本。在毛泽东对论著进行了240处左右的修改后，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在同年2月20日出版的第98、99期合刊上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登载此文，解放社也随即出版了第一个同名单行本。建国后，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现行本时，将此文编入第二卷。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珍藏的一个《新民主主义论》早期单行本，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为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文献早期出版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2006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文物局《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将这个早期单行本确定为二级文物。这个《新民主主义论》早期单行本，平装，小32开，纵18.3厘米，横12.1厘米。封面上方是书题“新民主主义论”，红色字体，并注明“毛泽东著”，黑色字体，横排;封面中间印有毛泽东免冠半身像;封面下方是“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黑色字体，横排（图一）。封面之后是书名页，署有“前线丛书之九，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1940，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黑色字体，分五行排布（图二）。版权页注明出版者“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发行者“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时间“一九四〇年五月出版”（图三）。书的1页目录紧随其后，正文共56页，新闻纸铅字竖行印刷。《新民主主义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分析和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光辉典范。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系统总结了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既表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作用。图一：《新民主主义论》封面图二：《新民主主义论》书名页图三：《新民主主义论》版权页二、《新民主主义论》问世的历史背景1938年10月，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为标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停止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一方面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英、美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实行绥靖政策，谋求同侵略者妥协。在日本侵华战略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奉行避战观战、消极抗日的政策，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为限制和束缚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伺机挑起各种事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加紧反共、军事上向我进攻的同时，还在思想战线上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嚣“共产党不需要存在”，重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老调，企图取消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安和深深忧虑，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在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摆在面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有必要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疑虑，向全国人民作出庄严回答，以提出自己的根本主张，申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而且，这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统一全党思想和提高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的需要。在此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下，为了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喧嚣和教育全国人民，《新民主主义论》宣告问世。三、《新民主主义论》的早期文本内容由十五个小节组成、占3万余字篇幅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等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缘由及目的，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与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接着，在第二节立即作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明确回答。毛泽东不屑于掩饰和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公开宣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而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与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与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二）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而指出，这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恰恰是“我们要革除的”;“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因此，为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毛泽东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革命发展论辩证统一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同时批判了故意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以及企图割裂这两个互相衔接的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形成过程，毛泽东认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此时的中国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基于此，中国第一阶段的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显然，这是对时代的特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缜密分析后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五）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因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而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因为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概括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或曰“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一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使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同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二是在农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具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对于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三是“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七）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著名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划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和目标。一言以蔽之，“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受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新三民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八）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胸有成竹、充满信心。鉴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科学预见，在论著的结尾处，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豪迈乐观之情，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召：“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在这里，其大匠运斤的奇异魄力和浩瀚无垠的深邃意境，大抵只有借金末元初杰出文学家元好问评论东晋诗人陶渊明时所用的两句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或可比拟。四、《新民主主义论》的巨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部（篇）著作则是这种贡献和功勋的重要载体。作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一部具有严密的逻辑、严谨的结构和严整的体系的理论著作。它一经问世，就广受关注，影响巨大，使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达到了高潮;自此，新启蒙终于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在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解放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自不必多说，在传播过程中对国统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影响和理论上的引导却值得一提。概而言之，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和引导下，不但见识幼稚、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告别了徘徊而走向革命，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由于对侵华日军罪恶行径的深恶痛绝，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彻底绝望，以及随着自身生活的贫困化而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认识的逐渐加深，也发生了转变而倾向进步。《新民主主义论》甫一问世，即给著名历史学家李平心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位学者曾满怀喜悦地在文章中写道：“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他还颇有见地地预言：“‘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下，他由衷认同和广泛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1941年8月，李平心出版了历史著作《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在该书《新中国的道路》一章中，他自觉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无独有偶，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也开始接触毛泽东著作。据说，他刚一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篇章，就立刻为其精辟的理论所吸引，同时亦为其卓越的见解所叹服，于是爱不释手，反复钻研，思想发生了急遽变化，从而不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洪流，以至于他的故交胡适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理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