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建设决策过程记录

三峡大坝建设决策过程记录编者：今年三峡大坝种种疑问，在网上迅速蔓延，下面的文章将三峡大坝上马的决策过程展现给大家，希望对关心三峡的朋友们有所帮助。175米这个坎，今年仍然没有迈过去。按国务院同意的计划，三峡工程2009年175米试验性蓄水原拟10月底或11月蓄到位，但遇中下游干旱需加大下泄流量，目前三峡上游水位徘徊在170~171米左右。去年曾首度向175米冲关，由于地灾等考虑因素，蓄水止步于172.8米。经半个世纪论证，17年建设，6年初期运行，三峡工程已基本完工，各项验收已相继通过，国务院三峡建委已着手制订后续工作规划，目前只等待到达最终蓄水位175米，由此将转入正常运行阶段，真正检验其防洪、发电和通航等预期效益。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不能仅以技术工程视之。1986年，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在水患深重的中国，治水历来是治国头等大事之一。崛起途中的中国，对作为经济血脉的电力的渴求，越来越迫切。治水如治国，治水的背后，是治国之道。三峡工程能有今日，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回望三峡工程的过去，基于可行性论证，由最高权力机关表决，被视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大注脚。但在具体环节上，也是争论不断。就程序而言，不管插曲几许，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让人看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投影。在三峡论战中，“主建派”代表人物、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说，争论都严格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没有人因为反对建三峡工程而受到过打击。“主建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潘家铮甚至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回望三峡，激流已变静水，但仍有险滩、陡坡，发电效益已大显其功，但更重要的防洪作用尚待检验，移民、生态、地质也面临重重挑战。一如崛起的中国，它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三峡论战风云录中国工程院作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的结论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公案”一则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2002年5月16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派”——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6月21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毫无变化。”93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2009年11月23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83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争论归争论，交情归交情。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潘数次登门拜访李。李欣赏潘的技术乃至文学才华，潘亦敬重李的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称李对三峡“居功至伟”。“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潘家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八十年代仍然反对，这对三峡论证也大有好处，质疑有利于工作的改进。”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你知不知道南宁会议？林一山那个时候红得很啊。”93岁的李锐向本刊记者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南宁会议，口气很是自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把三峡工程拉下马了。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办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电报多了一个“门”字）问题。他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林李之争始于1956年。这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传遍中国。随后，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两万字长文，主张尽快修建三峡工程，唯此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建议蓄水高程为235米，比现在的175米，还高60米。李锐阅罢林文，认为“太离谱”，“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于是，在《水力发电》上也回敬一篇两万字长文，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全面反驳。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李锐刚抵达宾馆即被泼冷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找上.门来，急切地告诉他，主席在大批“反冒进”。“擂台战”当晚展开。两位口才俱佳的对手，把各自论点搬到台面上，李锐还多了个“撒手锏”——铺开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主席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李锐以图说理：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所有人，包括毛泽东，他们为什么听得进去？第一，我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李锐向本刊记者作出分析，“第二，我是小人物，要刘少奇、周恩来反对可能就不一样了。”李锐的表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并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会后，周恩来总理带头考察三峡。接着，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李锐参与起草。决议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成都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全面“大跃进”。而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是其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330工程”成都会议后，不论林一山等主建派如何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李锐认为是他的反对意见起了关键作用。2006年，林一山撰文解释：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次年，林一山逝世，享年96岁。三峡工程建设缓行，但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却于上世纪70年代先行修建。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以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李锐认为，反调节水库，不应先行修建，且葛洲坝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论证并不充分，是典型的“三边工程”。对这个工程，林一山亦表示反对。林一山撰文称，“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我正式陈述了不同意葛洲坝先于三峡上马的意见，在强调给三峡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特别指出了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而一个未经设计的大工程是有许多未知数的。”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对兴建葛洲坝工程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36年后的同一天——2006年12月26日，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立起一块刻有这一批示的纪念石，以“纪念这一神圣的日子”。葛洲坝开工两年后，就因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被迫停工。林一山临危受命，出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重新设计，终于在1974年复工，1988年全部建成。在此过程中，林一山仍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据其自述，他后来还对葛洲坝先行上马的认识发生转变。他估计，三峡工程一直难上，关键难在“人际关系太复杂”，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还难的葛洲坝工程，用事实消除疑虑，进而为三峡工程上马鸣锣开道，“由此看来，葛洲坝先于三峡工程上马，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波澜壮阔”之始三峡论战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争得不可开交。李锐有了更多同道，潘家铮所称“波澜壮阔”的争论场面，自此展开。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1981年，长办提出高坝低坝等4个候选方案。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道出个中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许多“反对派”则认为，150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1985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同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孙越崎与三峡工程的渊源甚深。上世纪40年代，美国坝工泰斗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工程时，孙越崎即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中美合作首席代表。他后来与李锐一样，在“反对派”中扮演领军角色，多次领衔上书。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终导致重新论证。“技术民主”“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本刊记者忆及重新论证后的激烈争论，85岁的何格高兴致勃勃。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咨公司工作，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他没有在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理由是，“搞水电建设，应找比较经济的、建设得比较快的、移民比较少的、占地比较少的、地质条件较好的、交通条件较好的，各方面比较。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不一定要上三峡。”没有签名的专家共9位，包括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陆钦侃，他是何格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解放前，陆钦侃和孙越崎一道，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了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论证工作。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关于这次论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说：“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这之后的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到11月，邓小平四次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向本刊记者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50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