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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战略的演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纪元。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今天，中华民族正以崭新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诞辰之际，认真回顾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全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变迁为标志，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时间是1949年―1978年；第二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开始，到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向世界的蔓延结束，时间是1979年―2008年；第三阶段，则从2009年开始―21世纪中叶。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面临的形势、任务的不同，以及发展的重点、要求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发展的战略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前两个阶段，激进、渐进的特征十分明显。对于第三阶段的政治发展战略，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均衡的政治发展战略应当是我国在未来的最佳选择。一、激进的政治发展战略(1949―1978)激进的政治发展战略，是人们在谋求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策略和手段选择。在思想观念上，它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如为实现其目标而设计的方法与途径，则是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的，认为非此不可能重建理想的社会。稳定新的国家政权，必须对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这是社会变革的普遍规律。然而对社会的变革，人们有两种方案选择：既可以选择激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和缓的方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之后会采用相对激进的政治发展战略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由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的。如何快速地稳定局势、肃清敌患、追歼残敌，成为中央决策层的首选目标。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并向朝中边境推进、轰炸中国丹东地区，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内忧外患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快工作节奏，在1949―1953年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集中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力量、部分反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分子，以此让中国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给国内加速政治变革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依赖。苏联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给我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榜样。另外，1953―1956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在过去又没有的基础工业。经济上的追赶战略也激发了政治上的激进行为，“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再次，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偏差与制衡权力的缺失。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以及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活动。毛泽东的错误之所以当时在党内不能得到制止，原因是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中关于“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1]。应当肯定，通过激进的政治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20年，已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在国际关系上寻找到了新的战略支撑点，即联合第三世界，依托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激进的政治发展战略，尤其依赖于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是不成功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在政治运动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在经济上，1952―1978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低于当时世界平均年增长率4.52％，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5.2％降到1978年的5.O％。在政治上，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自“文革”开始至1966年lO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达39万7千多人。在思想上，整个社会思想禁锢，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群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扭曲，迫害、诬陷、“批判”、“斗争”大行其道，优良精神风尚遭到严重破坏。在科技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在不断扩大。1952年进行的“院校调整”，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人事权，清华大学的调出调进的比例是52：1，浙江大学的24位知名科学家中有22位调走，全国其它高校也大体如此。强制推动院校重组，违背了教育规律，使中国高校几十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下降。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曾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对群众运动式的激进政治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党的政治发展战略也随着工作重心的调整而发生转变。二、渐进的政治发展战略(1979―2008)在许多西方政治学者看来，政治改革往往意味着以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基础(通常以公开的普选为代表)的趋向西方式民主的政治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被一些人视为“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的代表。他们的看法，很显然是基于西方的传统观点，没有看到中国在政治变革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施了渐进的发展战略。渐进的政治发展战略，以稳定社会、创造平稳的政治秩序为目标，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试错方式解决问题，并通过渐进方式缓解各种社会冲突，既能要求社会成员长久与耐心等待又能满足社会成员暂时的要求。西蒙、林德布洛姆、哈耶克、波普尔等著名学者，对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从管理学、哲学的角度进行过深入阐释。但需要强调的是，我国选择渐进的政治发展战略，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主要是由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体现。”中国政治家对此的通俗表述是“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和基层创造，重视试点工作，善于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仅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轨，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也实现较大进展。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30年的政治变革史，可以看到一幅十分清晰的路线图。首先，实现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的权力主体是各级党委或党支部，它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然结果，同时党企不分、政企不分也降低了管理效率，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活力。邓小平指出“要认真研究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现象”。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党委将部分权力职能转移给政府，政府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权力范围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当然这种党政分开更多的体现为党政分工，而不是截然分开。另一方面，政府向企业分权，从80年代中期开始，企业逐渐拥有了经营决策权和人事自主权，日益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次，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团体，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治。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城市居民自治也得到广泛认可。它们既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突破性发展，也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重要步骤。从90年代后期开始，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政府在实践中也让部分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将部分国家权力下放给它们，激发了社会活力，降低了行政成本。第三，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人们从“文革”中吸取的最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用法治来取代人治。90年代后，依法治理国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来又写进宪法，它从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把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此外，在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推进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拓展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关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治理模式，政治学者俞可平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即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法治与人治同时起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他认为，我国的治理模式，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也是中国政治变革的结果。在渐进政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从1978年到2007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已提前实现，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国内生产总值也由3645亿元增长到25.73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同时，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我国实施渐进的政治发展战略不同，前苏联奉行的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主张，实行“休克疗法”，走的是激进的改革道路，到1991年春天，苏联就不复存在了。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对，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推行的以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为主题的政治改革，却迅速摧毁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在战略和策略上出了问题，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沉痛和深刻的。我国的渐进发展战略，在本质上很好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政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保证了改革的有效延续和国家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震动小、成本低、成效大的改革之路。但是，应当看到，渐进的发展战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渐进式改革往往都是选择风险较小的切人点，先易后难，越难的改革越留到后面来做，从而使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渐进式改革重在实践中探索，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走弯路，而且有时也会延误改革时机。三是渐进式改革缺乏时限要求，体制转轨的痛苦相对较长。四是改革所面对的对象复杂，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和体制内改革阶段后，牵涉面越来越广，对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政治发展战略调整的迫切性，原有的渐进的政治发展战略需要作适当调整。三、均衡的政治发展战略(2009--21世纪中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上升，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加速变化阶段，现在仍在持续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