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衣冠三千年

华夏衣冠三千年衣冠的意义崭露于上古，其蓝图形成于周代，自此，交领右衽、褒衣博带、行云流水的衣裳延续三千年之久。悠悠岁月里的故事，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我就从源头慢慢聊起。遥远的惊心动魄化作娓娓道来。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上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淡漠的一句，却是一个艰辛的惊人之举。那时天下在为安身果腹而挣扎，礼仪、章服的理想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它渐渐深镌于华夏二字，后来成为一个族群的族名。华夏族先民带着这个心念走出苦寒狞厉的上古时，这两个字愈发神奇，堪如颛顼的曳影神剑，无形的力量将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划分为明显的两类。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两个类群之间的恩怨纠葛、交流碰撞都会围绕这个关键词展开。西周到春秋末，是中国历史上难以置信的理想时代。它洋洋洒洒了六百多年的风雨日月，书画出浓重的君子之风。周人是沧桑却诗意的民族，他们带领华夏走出巫风弥漫，步入郁郁人文，怀着对衣裳和礼仪的信仰，画出了心中的文明蓝图，稼穑着心中的中正平和，含蓄深沉，以及端庄雅正。大争之世在三家分晋的兵戈声中拉开帷幕。诸夏间的整合、华夷间的碰撞陵谷跌宕。圣人叹：礼崩乐坏。其实纵观历史便得知，这小规模的崩坏实在不算什么。秦人扫八荒灭六合，海内一统。这个铁血民族也拼尽了几百年的悲壮，璨若流星划过天边。秦尚法家，曾简六国衣冠礼制。秦虽出于戎狄之间，毕竟是华夏边缘，所以这次易服只是简化了繁复的周制，如同将一棵繁丽的花树修去了几多枝条，而华夏衣冠的形态依然如故。汉承秦制，西汉也是一身黑衣地敬天礼地，另外再加上高祖发明的具有浓郁楚风的竹皮冠。秦的阳刚加上楚的阴柔，酿成汉的魅力，想来也别有风趣。直到板荡的天下终于安定，终有人想起先秦时代天子华丽的玄纁、章纹和冕旒。可这时，悠悠岁月已过去了近百年，焚毁的礼书残简已腐烂在了土中。汉文帝、汉武帝、淮南王刘安、王莽等人似乎都关心过修复旧制礼服的事，却不知为何一直未能落实，这件事一直拖到了东汉。东汉孝明皇帝在永平二年，怀着对上古理想的憧憬，使人在遗留下的有限典籍中考订加推测，礼乐衣冠得以重生。此时的十二章纹与周礼图案一致与否已不得而知，但毕竟，这个视衣冠礼仪为理想的民族又找到了根的感觉。这一切如《后汉书》所载：“秦以战国暨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一种全身纯黑的深衣制礼服），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显宗（汉明帝）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至治平矣。”从汉明帝一直到三国，中华大地上热火朝天却没有太多的对外冲突，太平笙歌与英雄辞赋相交于耳。这一时期还深入发展了思辩和哲学，崇尚道家返璞归真的情趣使得衣裳更加飘逸灵动，如竹林七贤的当风大袖，如洛水女神的杂裾飞髾。民族间的交流也平和地进行着，汉灵帝就是一位尚好异域风情的君主，一时间，胡服胡床胡饭胡舞胡箜篌大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不过玄衣纁裳、黼黻衮衣始终出现在礼制的最高场合。华夏民族开始自信地将自己称为“衣冠上国”和“礼仪之邦”。然而，这种一手持干戈，一手持耒耜的理想生活并未持续太久。东晋的混乱正遇上世界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泛滥的高峰。五胡乱华，以夷变夏，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华丽”血时代。河洛士族衣冠南迁，奠定了如今岭南一带的客家文化；北方大地则成为胡人们秣马的牧场。不过即使在大碰撞时期，华夏依然是个诱人的字眼，它毕竟代表了令人钦羡的发达文明。虽然这些草原民族们蝗虫般屠掠而过，还好没有将文明毁得面目全非。就像古罗马人灭了古希腊，却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他们的文化。至隋朝结束了三百多年的乱世阴霾，华夏衣冠礼制废乱久矣。匡复河山，同时也是衣冠修复，隋唐天子们所依据的依然是华夏蓝图——周礼礼制。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绚烂色彩和五花八门的异域风情，而天可汗的大唐盛世依然谨奉着民族幼年时代种下的理想。虽然经常幞头袍衫绔褶乌鞮地纵马击鞠，却一定会冕旒玄纁黼黻赤舄地郊祀天地。祭服、朝服一丝不苟，但胡服元素为唐代及后世的公服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唐代官员身穿圆领缺骻窄袖袍衫、著戴幞头革带皮靴办公时，的确十分利落。尽管唐风如此缤纷通达，但综观新旧唐书的舆服（车服）制、通典、会要等礼典可以看到，此时的舆服礼乐制度甚至比前朝更为恪守周礼。这些制度还被日本留学生虔诚地搬回自己的文化，延续至今。晚唐、五代，曾经强盛一时的突厥民族呈衰退递减之势，而华服霓裳在靡靡余音和飘遥风雨中花枝招展，竟有了迟暮牡丹那般慑人心魄的慵倦之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陈桥兵变以至大宋开国。唐宋中间隔了沙陀人兴盛的五代，不算太长的混乱虽未造成衣冠礼乐的断裂。但毕竟每次重生多少还会有些变异。宋代勘订礼制，同唐代一样向周礼看齐，整理了唐代残留的礼书，基本遵循唐制（其实也就是周制），但毕竟失落了一些细节，比如唐礼服中的“方心曲领”本是接于中衣领处的白色曲形领围（可参考阎立本的“古帝王图卷”、章怀太子墓壁画的“礼宾图”），但不得实物的宋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复原出了一个带有方形项坠的半环形“项圈”（可参考宋人画“武则天像”）。这种方心曲领被纳入后世礼服系统而传承，后来还被韩国人取经回去。如今在韩国的礼乐场合，在他们引以为荣的“民族服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条赫然触目的“方心曲领”。宋代从开国起就呈现出一种柔和温软的气象。大唐的雄浑气魄转成细腻理性精致富庶的民情民生。宋代舆服制度与唐制并无太大差别，不过清新素雅的审美趣好却在唐代衣冠形制的基础上发展了常服。胡风式微，简洁的襦裙、褙子、袍衫大行其道。然而，清明上河图卷的墨迹还未干透，汴京的明月已被金人的铁蹄踏碎。靖康之耻，衣冠南渡。仓惶北顾中，依然带着那遥远苦涩的心念。此时的江北故事，似乎又重演了南北朝的剧情，党项契丹女真，围绕着“华夏”这一古老的关键词，一面虎视向南，一面逡巡左右。辽初建国时，衣冠分为两式：汉族官吏用五代后晋之服制，称“汉服”或“南班服制”；契丹之衣则称“国服”或“北班服制”。而到了重熙元年时，南北官吏凡大礼干脆均着汉服，只有常服仍分两式。后来金国大致也走了辽国路线，只是女真人对华夏衣冠的态度稍显犹疑，这里可借用六百年后他们后裔的一番总结。1637年四月二十八日，清主皇太极对他那些主张衣冠汉化的大臣们分析了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提到了一段金国历史：“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待至世宗，使复旧制衣冠，凡言语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天有不测风云，未及女真人完成对华夏衣冠“批判地接受”过程，金国便灰飞烟灭。中国历史也迎来了世界史上第三次、也是最高涨的一次游牧民族大兴起。所向无敌的蒙古狂飚扫过其他草原民族及农耕民族，在欧亚大陆驰骋出广袤的金帐汗国。令人咋舌的武功下，却不能忽视其不善统治稳固政权的特性。杀戮和征服之后，他们对所占领的文明表现出一种相对随意的态度，比如衣冠礼制往往兼容并蓄。《元史•舆服志》有：“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在他们身上还可以看出一种草原民族普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有对华夏文明的钦慕，元英宗时厘定的官服制度就直接大量搬用了汉人的舆服礼乐；另一方面，在种族等级制度的硬道理下，质孙服、姑姑冠、辫发髡首左衽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交领右衽、峨冠大袖之上。这一时段，华夏衣冠虽没有被彻底毁弃，但已堕于社会底层。外垂衣裳、内修辞章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也没有了进退亦忧的治世追求，颓废间放歌纵酒，杂剧曲艺乃大兴。曾经的衣冠上国如明日黄花，依稀的华夏神韵成为戏台上一方惆怅的旧梦。游牧民族浪潮总是来去匆匆，不到一百年，一位普通的汉族农民在元末的兼并战争中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应天府（南京）建国，国号明，年号洪武。洪武帝朱元璋先后降服了散布各方的政权，江山终归一统。而后，他便着手摒除外族服饰、兴复华夏衣冠的工程：“壬子，诏衣冠如唐制”。这项事业甚至持续到永乐等几位明帝之后。如今我们看到，二十四史中明史舆服志最为细致，且修订不断。大约因为衣冠中断的时间有点长，毕竟隔了十一个元帝及近一百年时光。衣冠面目有几分模糊，重生相对要困难许多。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定冕服，而实用主义的太祖则指示礼服不可过繁，于是《明史•舆服志》有了这样的记载：“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洪武三年，又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这样，极大简化了延续约两千年的周礼“六冕”制。自此，冕服成了帝王家的专属。明代的朝服、公服基本延续唐宋的品色、服制。较有特色的是衣前的补子，按照“文禽武兽”的规则标识品级。明代后，中华民族的审美有了微妙的变化。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搬出了服色五德说，认为明以火德王天下，应尚赤。从此红色逐渐成为中国人极偏好的色彩，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节日盛典中还常是那耀眼的红彤彤一片。《明史•舆服志》中服制相当细致，甚至细到不同等级命妇间霞帔的色彩纹样坠形、凤冠上的花树翡翠真珠。每每至此，总不免释卷一叹，遥想中古以前那些抽象飘逸的衣裳，发觉我们的民族审美已由写意从容转为一个苛求细节的境况。大明江山最终成为华夏衣冠的末代。每读衣冠史，心里多少会因此涂上悲凄的一笔。事实上，明朝的确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朝代。漫漫三百年，他飘摇坎坷边患不断，国事跌荡社会发展，各种思潮激流翻涌，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出现了惊人的繁荣，甚至一度繁荣到了奢靡。然后的衣冠史……干脆避开那些即临的悲怆，借用一句流行的调侃：西元1644年，清军入关，为中国未来的古装剧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玩笑归玩笑，不过确是目前清装剧占据历史剧半壁河山的现状，不用刻意指摘我们这个坎坷苦难的民族，毕竟那是国人如今能上溯到的最清晰最临近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要开始讲衣冠重生的最后一个故事了。悲喜有时让人无所适从，但这个故事最需要的却是耐心，它拖了将近四百年还不知道结局。话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国号金。又因其自称是北宋时金人后裔，因此也被称为后金。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降伏漠南蒙古之后，于1635年称帝，意味着与明朝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1636年四月，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女真族/满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北方边族，从历史上就显出异于其他游牧民族之处。其历史悠久，祖先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与周天子打过交道的肃慎。同样悠久而煊赫的匈奴鲜卑党项契丹等皆已消失，独其延续至今。女真人生活在寒冷的林莽草甸，不似蒙古草原那般天苍苍野茫茫，因此他们除了游牧之外还有渔猎等生活方式。如果说草原民族往往心无旁骛、胸胆开张，那么水泽林莽之处的牧猎民族更会多几分思考斟酌。这就是满族与蒙古族的不同，自然也反映在对待被征服文明的态度上，最终导致了清代与元代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差异。蒙古人对待汉人衣冠礼制是比较粗放的，他们将人群划分了等级，尊卑优劣一目了然，看到了表面的归顺，便不再去关心汉人的日用常行。而满人考虑问题显然要深远许多，他们还想到了如何统治得长治久安，如何不落入“征服者被征服”的宿命。显然，最终措施只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一工程是在华夏文化框架上进行的，客观上较大程度延续了华夏文化，但其中搀杂了许多自己的判断、选择和重构。清廷最为犀利的眼光表现在，看到了华夏文明关键的软肋：衣冠。华夏二字浓缩了一个文明的某种精神追求。衣冠礼仪是国度的尊严和心念，身体发肤是受于父母的惠赐。感恩不尽，岂能任意毁损？修齐治平的男人天命也是从头开始，《仪礼》中“士冠礼”乃开篇第一，《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大抵若此，这就不难理解剃发易服之令将会在亡国之民中掀起怎样一番震动。剃发易服运动在清廷坚定的信念中轰轰烈烈地开展，最终贯彻大江南北。自后，满族统治者策动起沉重的中华车驾，漫漫二百六十七年岁月，深重地影响了华夏民族和本民族的前途命运，直到路的尽头。《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胜利时，皇太极就下令归降的明军将士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清世祖实录》记：顺治元年，清军入山海关后，令城内军人剃发。多尔衮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次日即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还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