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可爱-韦庄诗的典故运用-张美丽

第3期张美丽：新奇可爱——韦庄诗的典故运用127新奇可爱——韦庄诗的典故运用张美丽（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622）摘要：韦庄是唐末诗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在典故的运用上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韦庄诗中的典故根据所表达的情感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思乡之情等五大类。这些典故通俗易懂、浅显明了，而“新奇可爱”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关键词：韦庄诗；典故运用；新奇；可爱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3—0098—04韦庄诗在唐末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使事用典方面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使事用典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抒情策略。“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1]（P1314）韦庄诗中也使事用典，典故的类型按其内容可分为神话传说典故、历史故事典故和名篇美句典故。韦庄诗中用得较多的是历史故事典故。这些典故是在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作者借助历史与现实在相似性基础上的相互映照，来表现一定的思想与情感，并能达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韦庄诗中运用典故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浅显明了，而“新奇可爱”是其最重要的特色。韦庄诗中既有神话传说典故，也有名篇美句典故，但用得最多的是历史故事典故，尤其多用魏晋之际历史人物之典。在运用历史故事典故时，韦庄诗的特点是将历史人物直接引入诗中。他引入诗中的历史人物有屈原、范蠡、吕安、张骞、谢庄、李陵、苏武、韩信、张衡、诸葛亮、卓文君、刘琨、潘岳、陆机等等。据笔者统计，所引在三次及三次以上的历史人物及其次数分别是：刘桢、向秀各3次，刘伶、嵇康各4次，张翰5次，阮籍7次，王粲8次。这些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他的诗中，成为他自我的表现。也就是说，韦庄把历史人物的典故应用于诗中，借隐喻来表现自己所感到的各种意象，用历史典故将自己形象化。历史典故的作用是将诗人本身的经验与过去的史实相对比，通过过去的史实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现在的自我。将历史人物引入诗中有一个好处，即通过与历史人物共同点的类比，不仅能贴切地显现自己的处境，而且能充分地表达自身的情感。魏晋之际，也是被历史学家称为乱世的时代，士人的遭遇也极为悲惨，在时代特征及士人命运两个方面都与唐末有很大的“相似性”，诗人通过这种相似的相互映照，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根据典故所表达的情感内容，可将它们分为以下五类。一是以王粲思乡之典来写自己的思乡之情。王粲是汉末建安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韦庄与王粲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生逢乱世，王粲生逢汉末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之际，其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韦庄身处唐末，先逢农民起义，后遇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他们都有避乱和流寓漂泊的经历。王粲避乱流寓荆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同上）。后依刘表但不被重用，写下了著名的《登2009年9月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Sept.2009第3期JournalofYili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3收稿日期：2008－10－24作者简介：张美丽（1976—），女，陕西府谷人，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第3期张美丽：新奇可爱——韦庄诗的典故运用99楼赋》。赋中“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节，写他看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的思乡怀土之情，特别深切感人。韦庄也为躲避战乱而漂泊江南，曾依周宝幕府，同样不受重用。正是由于有相似的人生经历，韦庄在诗中多处自比为王粲，在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知音。韦庄诗中王粲之典是用得最多的，共有八处。韦庄不仅直接引王粲入诗，而且自比为王粲。如《江上逢故人》：“来时旧里人谁在，别后沧波路几迷。江畔玉楼多美酒，仲宣怀土莫凄凄。”“来时”和“别后”的询问中潜藏着的是诗人心头的思乡之情。作者运用王粲怀乡之典故，更增加了这首诗的感伤情味。再如：“不须更作悲秋赋，王粲辞家鬓已凋”（《早秋夜作》）、“东阳虽胜地，王粲奈思归”（《婺州和陆谏议将赴阙怀阳羡山居》）、“王粲不知多少恨，夕阳吟断一声钟”（《春云》）等。诗人借王粲离乡漂泊的酸楚抒发自己忧伤的思乡情结。这种情感寻找到了历史上的契合点：“独倚斜晖忆仲宣”（《洛北村居》）、“可堪重倚仲宣楼”（《江边吟》）。这些典故的运用，超越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收到了虚实相生、以少总多的美学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弟韦蔼概括韦庄的一些诗，称之为“王粲伤时之制”（《浣花集序》）。韦庄于流寓的乡思之苦中，还想到了另外一位历史人物——庾信。“地壮孙权气，云凝庾信愁。”（《润洲显济阁晓望》）“庾信愁”表达的是作者自己与庾信异代而同悲的乡关之思和漂零之苦，但韦庄的乡思与庾信的乡思有很大的不同。韦庄的乡思是因战乱而流离他乡后产生的故土之情。庾信不同的是，他初仕南朝萧梁，后奉使西魏而被羁留长安，继仕北周，他是在异族入侵、国家危亡之际流落异域的，不同于一般的仕宦出游、行役离家，因此他的乡关之思与故国之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还有亡国之痛、失节之感和“华夷”之辩的悲哀。后世每逢国运不佳之时，总会有身世坎坷、漂泊异地的人们想起他。除韦庄外，还有杜甫、元好问等诗人。无疑韦庄运用庾信之典故同样表达了他的乡思漂泊之苦。二是以向秀等人的遭际写重返故土的伤感。“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思归》）、“阮咸贫去田园尽，向秀归来父老稀”（《鄠杜旧居二首》之一）等。诗中提到的子期即向秀，系魏晋时“竹林七贤”中之一员，他与嵇康、吕安交善，曾与嵇康一起学打铁，还曾向吕安学灌园。当嵇康被害后，向秀到了洛阳做了司马氏集团中的一名官员。一次他从洛阳归来，经过嵇康在山阳的旧居时，怀念旧友，写下了余韵未尽的沉痛之作——《思旧赋》：“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虚，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作者抚今追昔，感伤万分。韦庄运用向秀之典同样表达的是物是人非的深悲巨痛。此外，韦庄还引其他一些历史人物之典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如“应刘去后苔生阁，嵇阮归来雪满头”（《过樊川旧居》）等。韦庄在诗《北原闲眺》中写道：“五凤灰残金翠灭，六龙游去市朝空。千年王气浮清洛，万古坤灵镇碧嵩。欲问身来陵谷事，野桃无语泪花红。”五凤楼已烧毁，金翠之色无存，当时六龙驾去，市朝已空，止存千年王气尚浮清洛，万古坤灵徒镇碧嵩。欲问是陵是谷，变迁不可问，唯有野桃笑于东风而已。黍离之感充溢其中。同时，韦庄在诗中多次用到黍离之典，来表达这种物是人非的伤感。生逢唐末乱世的韦庄，目睹宗社丘墟，表达了沉痛的悼往伤今的黍离之悲。如《齐安郡》：“弭棹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暮角梅花怨，清江桂影寒。黍离缘底事，撩我起长叹。”作者目睹着饱经战乱的残破的现实景象，油然而生黍离之叹，感伤中饱含着怨愤。再如《南游富阳江中作》：“乡园不可问，禾黍正离离。”“黍离”一词出自《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迟迟，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诗历史上有三说，后世多取《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P330）后来“黍离”一词成为后世文人感慨家国乱离、触景伤情时常用的典故。黍离之悲是一种连贯着历史与现实两端的心智活动，也是人们面对故国禾黍所自然兴发的典型心态，尤其在社会由盛变衰之时或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环境中，诗歌中的黍离之悲更为普遍和强烈。典型的如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大汉帝国，到汉末出现了战乱衰败的景象，这就使从汉末直到晋初大多数作家笔下都饱浸着黍离之痛。如曹操《薤露》“瞻彼洛阳邦，微子为哀伤。”王粲《从军行》“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悲。”潘岳《西征赋》、鲍照《芜城赋》等等，100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痛叹之语连绵不绝。安史之乱后，随着大唐王朝的由盛及衰，文学中骤然增多了沉郁愤激的黍离之咏。这在杜甫诗中最为突出。脍炙人口的《春恨》自不必说，前人评：“‘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终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3]（P457）。三是用刘伶、嵇康饮酒避世的典故写借酒浇愁。如：“伯伦若有长生术，直到如今醉未醒”（《对酒》）、“刘伶避世唯沉醉，宁戚伤时亦浩歌”（《云散》）、“伯伦嗜酒还因乱，平子归田不为穷”（《将卜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仕》）等。四是用张翰、张仲尉、范蠡、严陵等人的典故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怀乡不怕严陵笑，只待秋风别钓矶”（《旅中感遇寄呈李秘书昆仲》）、“曾向五湖期范蠡，而来空阔久相忘”（《赠渔翁》）、“谢庄千里思，张翰五湖心”（《同旧韵》）等。五是以嵇康典故喻乱世中知音难觅：“广陵散后无人知，古人不说今人疑”（《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等。除了以上这些直接运用历史人物的典故外，韦庄诗中还用了“五陵”之历史故事之典，揭露当时富豪之家风俗豪奢的风气。诗中共有四处，如“芳草五陵道”（《延兴门外作》）、“五陵公子饶春恨”（《庭前桃》）、“五陵年少惜花落”（《上春词》）等。总之，以上这些典故通过“借彼之意，写我之情”的手法，收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较好地表达了末世诗人的怀乡、思亲、避世等思想情怀。韦庄诗中虽然运用了一些典故，但他的诗很少像杜甫、李商隐那样织进许多典故，“用事多则流于议论”[4]（P1139）。与罗隐诗的有敷衍斗凑之嫌的频繁用事更不相同。如罗隐的《寄制诰李舍人》：“梁王握豹韬，雪里见枚皋。上客趋丹陛，游人叹二毛。门闲知待诏，星动想濡毫。一处长杨赋，应嫌索价高。”通篇用事，纯属敷衍。《石林诗话》卷上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词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5]（P413）显然，罗隐诗中牵强斗凑的情形极为明显。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罗隐诗中多数诗用于赠答、投谒、送别，其中有诗人真情实感的作品并不多，诗人试图以频繁的用事来弥补其真情的不足，结果是这样的用事，不仅不能明确表达作者的情感，反而晦涩板滞，损害了诗意的清晰与完整，削弱了作品明朗生动的感染力量，使作品多了几分枯燥的色彩。韦庄诗中所用的这些典故并无斧凿之痕，也无晦涩之感，浅显明了、通俗易懂。如以上的典故可以说没有一个的意义是不明确的。韦庄诗中运用典故的这个特点与李商隐形成最显明的对比。李商隐的一首《锦瑟》，因其用典的晦涩难懂，产生了许多歧义，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众说纷纭。唐末诗人中，杜荀鹤不喜用典，罗隐诗却多有出处。韦庄的这个特点与罗隐诗也不相同。罗隐诗中用典较为偏僻。《艺苑雌黄》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江东集》中有《泪》诗云：“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未详其所出，及观《孔丛子》，言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李节者，与子高相友善，临别，文与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谓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妇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断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观此，始解其说。[6]（P226）罗隐诗中的“鲁国潸然”，虽有出处，但嫌不够明确。他的诗中甚至有的语句，不能找出出处，如“六龙张奉营”一语，《后村诗话》亦未指明出处，检寻为难。辛文房也说罗隐诗“学述非不经史也”。可见，在使用典事方面，韦庄的成就在唐末是比较突出的。其中，最能体现韦庄诗用事的突出艺术性的还是他用事的“新奇可爱”。明代杨慎《升菴诗话》卷八中，曾用“新奇可爱”[7]（P790）来评价韦庄诗《江行西望》用典特点。其实，它可用来概括韦庄所有诗的用典特征。韦庄《江行西望》写道：“西望长安白日遥，半年无事驻兰桡。欲将张翰秋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