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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前言（一）春秋名义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着在周之春秋。」二则说：「着在燕之春秋。」三则说：「着在宋之春秋。」四则说：「着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则难以肯定。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殷本纪说：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2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孟子离娄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为什么叫「春秋」呢？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说文夂部说：「夏，中国之人也。」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戏鬲「夏」作「■」为证。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秋，禾谷熟也。」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冬，说文《（冰本字）部云：「四时尽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灵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井（邢）人安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3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王」，乃三代恒辞。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商钟铭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而在传世彝器中，乐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但这条的「冬」宇，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一字连用。如周礼天官宫正说：「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又地官州长说：「春秋以礼会民。」诗经鲁颂閟宫说：「春秋匪解。」（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春秋修其祖庙。」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卽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4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后来别的书也叫做「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二）春秋和孔丘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绿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漠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日「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漠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杀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绿、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卽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经也写道：5庚子，孔子生。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6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7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