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内容:5.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起源5.2代表人物路易斯·梵·弗洛图5.3代表人物雪莉·西蒙5.4代表人物芭芭拉·戈达德5.5女性主义翻译影响研究一、女性主义思潮简评•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西方人称为女性主义,日文称为女权主义。我国也曾用“女权主义”一词,但是现在都改为“更合适宜”的“女性主义”,这是因为:综观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从争取男女平等的阶段转向了强调尊重和顺应女性的差异性、强调女性主体意识的新阶段(蒋骁华,2004)。•feminism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是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现代女性主义源于美国,经历了两大高潮(刘军平,2004):•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以及受教育权。•第二个高潮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为女性主义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代表人物:米利特(KateMillet)的《性政治》;波伏娃(SimondeBeauvoir)的《第二性》(Oneisnotborn,butratherbecomesawoman);西苏(Helene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Christeva);西蒙(SherrySimon);弗吉利娅·伍尔夫(Woolf);弗洛图(Flotow);斯皮瓦克(Spivak)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及相关问题•女性和翻译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女性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质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翻译研究逐渐自成体系,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学科。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出现在加拿大文化领域的女性主义翻译成为一支独树一帜耐人寻味而又颇有争议的译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盛,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什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会如此兴盛?•为什么对传统翻译观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挑战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一、女性和翻译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性别角度:•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一直被扭曲被歧视。可以说,在男女两性的阶层中,女性一直是被动服从的,是应该依附于男人,忠实于男人的。•翻译角度:•从翻译史来看,理论和实践长久以来都过分强调原文和原作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强调译者的被动性和消极性。原文原作者与译文译者之间是主动与被动、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仆关系。女性与翻译的共性:•女性和翻译在各自的领域都处于被边缘化和受冷遇的地位。翻译被视为非创作性的次等品具有了衍生的、女性的特征。一些人士索性将评判女性的标准和翻译标准结合起来。•结果: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印镜,而女性也在译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喻像,两者互相纠结,有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使两者后来结合并形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成为可能。二、女性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一)翻译是早期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手段•在早期翻译创作时,女性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世俗和传统对译者的要求———“忠实”地对宗教文本进行翻译,而是通过翻译这一媒介暗中改变了宗教文献中的某些原意“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这是那时的女性除翻译这一途径外,别无他法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自由发表见解和发挥才能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在狭小空间的积极选择做着最大程度的反抗,表达了女性对生活、对社会、对爱情、对政治的看法。•在欧洲,女性的翻译活动为她们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她们获得了对自身全新的认识并产生了文学创作的兴趣和信心,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实践经验。同时,她们在翻译事业中的成绩与贡献为男性接受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做了铺垫,他们发现并承认了女性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二)翻译成为当代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的工具•女性角度:•在西方,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语言和女性问题一般分为两派。•女性主义激进派认为,语言是造成女性被歧视的根本原因;而女性主义改良派也认为,语言至少反映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语言问题。由此女性主义的口号之一便是“妇女通过语言获得解放”。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起就是: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翻译角度•长久以来,翻译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无论译者在传译的过程中多么努力接近原文,与原文“等同”仍然是一种理想,翻译由此被认为是必然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则过。翻译与原文相比,地位也一直处于第二等,是拷贝的拷贝,不似的模仿。•联系:翻译的这一处境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种同构。两者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低于男人。翻译话语中的性别隐喻更加促使女性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忠的美人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也将性别化的译文标准“忠实”与“优美”对立起来。于是,翻译成为了女性反抗岐视、争取地位的工具。她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翻译中清晰可见。”其中有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and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不但译者,原作和译作也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级的派生的女性翻译活动被比喻成一桩婚姻,忠贞(忠实)是后代(译文)唯一合法的保证(廖七一,2002)。•梅纳日(GillesMenage)“lesbellesinfidèles”,即“不忠的美人”: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佛经翻译:忠言不美,美言不信。•郭沫若:翻译是“媒婆”;•钱钟书:翻译是“诱”、“媒”、“讹”、“化”。其中,“诱”有女性“引诱”(seduce)的联想。•译者被看成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作也被认为是一个摹本,而不是创造性的话语。三、女性主义翻译观•它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由,否定传统的模仿论或“忠实”论,否定传统观念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女性主义翻译者从性别出发,试图揭示翻译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以通过解放翻译的方式来解放妇女。她们认为翻译界中流行“不忠的美人”之类的性别歧视隐喻是对翻译和妇女的歧视,并且发现了翻译研究中诸多与性别等级相关的对翻译的比喻,如:女性主义者张伯伦认为,“翻译和婚姻的忠实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谋关系,即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换言之,传统翻译理论中译作/译者和原作/作者的关系就如同婚姻中女性对男性忠贞不二的关系一样。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主张•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颠覆传统的“忠实于原文本”,的观念,主张“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也不是忠实于接受语言文化的读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解构了忠实的观念,女性主义译者就不再对原来居于权威地位的作者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人到文本中,按照自己的阅读和理解对文本进行挪用、操控甚至重写。在她们看来,文本意义的阐释权完全掌握在译者手中,原文作者则隐退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这种“译者主体性’,对传统的翻译标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2、在她们看来,翻译就是一个创作过程。是跨文化、跨语际的“违犯”(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过程,其过程贯穿了种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纷争,文化张力尽显其中。她们的这种主张显然是源于一种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而不是在讨论文本内部的翻译问题。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评判译文的标准和规则。而是通过译文,在传播和转移知识的过程中建构女性主体的身份诗学。她们就这样试图通过提高翻译地位来提高女性自身地位。•3、女性主义翻译打破传统的“作者原文一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和原文共生共荣。原文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神话,译文也不再是机械的摹仿和拷贝,而是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为原文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料想不到的存续空间。•4、女性主义翻译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觉察到的,或是根本不想察觉,或是潜意识中不知不觉陷人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从而对女性作品或女性主义作品缺乏准确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应该有女性来翻译这类作品。这种理论主张无疑也给翻译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和角度。五、女性主义翻译本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本质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言语行为和政治抗争。•借以翻译为由,旨在颠覆男权社会至主无上的统治地位,从而改变了翻译的本质属性,偏离了翻译的正确方向。•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传达、交际的沟通,也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女性主义翻译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交锋的产物。代表人物:路易斯·梵·弗洛图(LuisevonFlotow)本人简介主要作品简介主要贡献路易斯·梵·弗洛图路易斯·梵·弗洛图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翻译家、加拿大文学翻译者协会(LiteraryTranslators’AssociationofCanada)会员、翻译总督奖(GovernorGeneral’sAward)评委,主要从事法德文学作品的英译,同时也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她曾经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任教,后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任翻译研究教授。1992年,其译著《致命嗜好》(DeathlyDelights)获总督奖提名。《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是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结晶。《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宣传一门位于性别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年轻学科,作者想面对的是大西洋岸的读者,书中的举例大多来自于北美和西欧。内容简洁精练,作者力图向我们展现在过去三十年里性别问题对翻译实践、翻译历史和翻译理论所带来的革命性冲击。在她看来,对女性翻译有利的文化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时即已产生,这一运动使得性别问题进入到了学术讨论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对语言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弗洛图总结了女性翻译家常用的三种翻译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前言和脚注(prefacingand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1.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一般的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更注重于补偿原文表述性别意义,如HuMan中用大写的M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即属“增补”。最典型的例子还可以在弗洛图的文本中找到,弗洛图(Flotow)列举女性主义翻译家戈达德翻译的女性主义作家尼古拉·布罗萨尔(NicoleBrossard)的小说L.Amer。L.为La(the);Amere代表三个词:mere(mother母亲),mer(sea海),amer(bitter辛酸)。这一标题看似不可译,译者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译文更是妙不可言。译者将原文的文字游戏变成书法游戏。组合成TheseOur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TheseSour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2前言和脚注:加写前言与注脚在弗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原文的背景、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旨在凸显译者的女人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Simon,Sheery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