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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最近一年来，大国关系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对世界力量重组和,战略格局态势产生重要影响。中俄与西方大国关系进入以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进入了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当前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较好的时期。俄美元首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互访，共同揭开了俄美关系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同意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即到2012年底以前将各自战略核弹头数额削减到1700～2200枚。(注：《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该条约达成时间之短和裁减战略核武器数量幅度之大，在双方裁军史上都是空前的。双方还签署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宣布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告结束”，双方以此为起点“走上了21世纪新关系的道路”。(注：《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宣言确立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基本框架，两国商定将采取措施扩大反弹道导弹领域的透明度，探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决定在对付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非传统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俄美在反恐战争中进行的深入和全面合作，是两国提升关系的突出表现。俄罗斯的合作与支持是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基本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也得到提升。2002年5月28日，北约—俄罗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首脑会议，发表《罗马宣言》，决定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双方在对方首都或总部建立常设机构，正式将“19+1机制”提升为“20机制”，这意味着双方进入“新型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在新型关系框架下，双方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以平等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即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危机处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海上营救、民事突发事件、防务改革、应对新威胁与挑战等领域，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都具有“均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型关系即20国机制的建立可能改变欧洲安全格局，“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注：陈玉荣：《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第25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与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在2002年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获得了举办2006年八国首脑会议的殊荣，也表明俄罗斯从八国集团的准成员转为正式成员。综上所述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相互关系步入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新时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把对华关系定位于由“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朋友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明确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两国恢复了战略对话、人权对话和两军接触与交流。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南亚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第一次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并采取措施切断其在美国的财援。中美关系不仅走出了“台独”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到以接触和对话为主的正轨，而且双边关系水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克林顿时期。中国与俄罗斯频繁举行高层接触与互访，推动中俄关系大步前进，全面发展。现在中俄经贸关系、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深入发展和成熟、稳定的新阶段。中国同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大国关系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和适应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国利益交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现实与需要，而其主要原因则是恐怖主义的突起和反恐战争的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大国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9·11”事件和反恐斗争背景下，有三大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其传统的大国政策思维：第一，美国对其主要安全威胁的再认识。“9·11”之前，美国认为，对其安全主要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来自于非西方大国即中国、俄罗斯，在遭到“9·11”惨重打击后，美国猛醒，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其真正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从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把打击和清除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和重点。第二，主要矛盾的转移。冷战后，美国一直把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矛盾视做主要矛盾，并根据这一判断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与行动。“9·11”事件表明美国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美国这才认识到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并据此重新展开其国家对外战略布局，而把其与中俄的矛盾适时后移，并暂做淡化处理。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世界其他基本矛盾如西西矛盾、南北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力量中心之间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是大国关系改善和提升的主要动因之一。第三，美国对反恐斗争艰巨性、复杂性的重新认识。“9·11”后，美国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已成大气候，以“基地”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分子和网络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形成了能协调、指挥重大恐怖行动的世界恐怖主义领导中心，出现了恐怖主义战略家，恐怖主义组织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非常规战争。美国还把恐怖主义同大规模武器扩散合二为一，把打击无形的恐怖主义同打击它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无赖国家”结合起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斗争的难度。美国深感反恐单靠其一国之力难以奏效，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需借重其他大国的力量。因此，反恐为大国提升关系、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契机和平台。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是其他大国从客观现实出发，对美国实行灵活务实政策的结果。可以说现在是大国发展关系的机遇期和大国对抗的间歇期。欧美关系逆向演变趋势，大国关系最突出的变化是欧美关系的逆向演变。所谓逆向演变不是说双方将从盟友关系演变为敌对关系，而是指欧美加速渐行渐远、裂痕愈益扩大。2002年欧美矛盾全面发展和激化。在世界安全战略领域，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对美国片面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深表疑虑，认为这将严重冲击世界安全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力量平衡，从根本上损害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为最终自主欧洲安全创造条件。美国对此耿耿于怀，尽可能予以牵制和阻挠，竭力将欧盟的防务力量纳入北约框架之中，实际上是纳入美国的支配之下。在世界政治格局问题上，欧盟主张世界走向多极化，认为这是实现世界力量结构平衡与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反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战略。有的欧盟大国公开认为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天下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欧盟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其一体化进程，加快走向独立一极的步伐。美国则坚持并强化单极独霸政策，竭力牵制和阻挠欧盟作为独立一极崛起的努力。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欧盟主张维护现存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准则，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美国单方面违反、否定和退出国际条约和协定，认为美国这样做最后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破坏以至荡然无存，从而可能造成天下大乱。欧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这可能为一国侵犯别国主权以至侵略别国领土制造口，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公开指出：“‘先发制人’论可能成为发动战争正当化的借口”。欧盟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对话、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美国搞单边主义、强加于人甚至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行为。在对待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欧盟不认同美国把它不喜欢的国家扣上“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罪名，动辄对它们进行制裁、封锁、打压以至动武的霸道做法。欧盟还反美国之道而行之，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发展关系、开展合作，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甚至同被美国定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和朝鲜恢复或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欧盟还不同意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和排挤打压阿拉法特的中东政策，并坚持主张在谁当巴勒斯坦领导人问题上应由巴人民选举决定，外国不应干涉。就在美国政府提出包括更换巴领导人内容在内的新中东政策不久，欧盟通过一项新中东和平计划，提出不少比美国方案公正合理得多的建议，无异于同美国打擂台，受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在反恐问题上，欧盟不同意美国搞反恐扩大化和单靠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做法，认为打恐要有证据，反恐要标本兼治，既要打恐，也要防止和解决南北差距扩大等根本性问题。欧盟主张由联合国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反对由美国一家说了算，尤其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和擅自改换伊拉克政权，强烈谴责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经贸领域，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30%关税的决定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欧盟随即决定对进口的15种钢铁产品也加征14.9%到26%的进口关税，并宣布对价值近4亿欧元的美国其他商品加征100%的进口关税。虽然由于美国让步，这一轮短兵相接的贸易战暂告平息，但由于各自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双方今后制裁与反制裁、报复与反报复的较量终难避免，并将呈深化与扩大之势。总之，欧美矛盾发展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是多年来罕见的。欧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但敢于对美国说“不”，而且敢于公开对美国的单边强权政策进行抨击和批评。德国和法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甚至不惜与美国反目、同美国顶干。这些表明，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抵制与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欧美矛盾全面加剧和深化是时代和历史条件及双方实力地位变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由双方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政治与世界安全及战略格局等当代重大问题存在着理念和利害取向差异这一现实所决定的。其一，共同战略对手的消失使欧美联盟内聚力越来越减弱。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欧美矛盾虽有所上升，尚不突出。俄罗斯作为北约主要战略对手的特性已基本消失，不再对欧美构成严重威胁。这使欧美联盟的基础大受削弱，欧盟对美国安全上的依赖陡降，欧美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存关系和对对方的战略重要性呈下降趋势，原先被共同对手和主要威胁所掩盖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其二，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朝着淡化意识形态和集团意识的方向演变，欧美在相互关系中都更注意谋求自身利益。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世界主要力量爆发全局性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基本消除，大国关系趋于稳定和发展，世界总体和平与缓和潮流势难逆转，发展经济普遍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战略中心和重点。这使欧美之间主要联系纽带——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日趋松散，利益纷争增多。其三，欧盟不断崛起，要求在欧美联盟中重新定位。欧盟随着一体化建设的进展和规模的扩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2002年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并确定了吸收10个新成员国的时间表，这将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整体实力向纵深发展和进一步壮大。欧盟的崛起势必推动它要求在欧美联盟中和世界舞台上进行权力再分配和角色的重新定位。欧盟与美国争权的要求和成为世界上独立一极意识的增强势必同美国维护其北约霸主地位和强化世界单极独霸战略相抵触。其四，美国单边主义同欧盟战略目标与利益的碰撞。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在“9·11”事件与反恐战争爆发后，利用美国独超强势地位加紧全球战略攻势，大搞单边主义外交。从否定“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反导条约”，从单方面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到紧锣密鼓准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提“邪恶轴心”到提出“先发制人”战略，从加强对欧洲安全的主导到加紧对全球战略要地的军事渗透和控制，无一不表明美国为了加速实现独霸全球目标，不惜冲击和危害现有的世界政治、安全、生态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平衡，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这同欧盟追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地位和世界独立极，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直接损害了欧盟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生态利益。其五，反恐战争凸显了欧美利益分野。“9·11”事件证明，国际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