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万亿刺激计划利弊

论四万亿刺激计划利弊在2008年第三季度，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截至2008年10月，我国的进口和出口增速虽有所放缓，但还是增长的。但到了11月和12月，全国的进出口总值开始负增长。11月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12月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1.1%，可见9月份发生的金融风暴，到11月起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基于此，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和2010年，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中国经济却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力。但有人认为四万亿刺激计划用药过猛，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甚至将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归咎于四万亿的负面效果。他们认为当时宏观经济，主要是内需不足，投资过度。如果进行有效调整，只需花两年功夫，中国宏观经济可以说，可以呈现美国、印度那样的，依托内需全面提高全社会购买力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性状态。同时，中央财政赤字水平不高，无须依赖印钞来向市场注水。因为GDP处在较高增长状态，而通胀处在很低水平，根本看不见物价天天暴涨，社会财富的平衡机制也在逐步建立，贫富有些分化，但是，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坚持调整一年，中国经济就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要内需扩大，我们的经济就具有内生的活力，国际市场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应对，因此，他们认为四万亿计划的结果就是通胀全面爆发。他们的数据基础就是2009年M2增速高达29.7%。这意味着，减去当年的GDP增速，除掉外汇占款，实际当年货币贬值高达14.6%。必须承认，经济的运行和前两年采取的政策是有联系的，但是说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是因为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引起的则是不对的。前几年实施的以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方案，使我们成功抵御金融海啸的外部冲击，但我们同时也必须面对它所产生的问题和副作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己内部的深层矛盾凸显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和困扰。当时的情况必须由政府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形成对整个经济托底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四万亿就是要给整个经济运行打强心剂，最大的益处在于保住了就业，它在总量上的必要性无可厚非。四万亿在结构上有非常细心的安排和诉求。首先，1.5万亿元用于解决中国长远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1.5万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有1万亿元用于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等方面，其中3000亿~5000亿元用于廉租房和保障房建设，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其他投入方面还包括新农村建设、生态保护、重点技术改造、升级换代和医疗、教育等硬件投入。总的投资结构没有问题，没有直接涉及到一般竞争项目，没有和民间资本争夺市场。虽然高铁建设可能有些超前，但从长期来讲，这是符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瓶颈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严重不足，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需完善，地铁多修一些不是问题。可以说，我们是用短期的宏观经济手段来管理中国的长期发展，特别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消费不足则投资补足，这是短期的观点。当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指标，却忽略了其他指标，忽略了经济结构、物价、金融风险和金融失衡，甚至忽略了社会稳定，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历史证明，经济增长是靠企业推动的，而不是依靠疯狂的投资者。三驾马车的理论，认为投资短期是一种需求，但从长期来看，会形成一种供给。今年的经济结构是保住了，但是未来的供给就会很困难。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消费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以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尤其是目前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不超过GDP的40%，与60%的国际警戒线相去甚远，因此仍具投资能力。所以我们应当消费投资一起抓。可以明确，四万亿计划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那为什么会有对四万亿计划的指责呢？我个人认为该计划的弊端是不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而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后来出现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万亿”计划，这与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有着内在关联。政府在有些方面确实有缺陷。政府本应该加快化解深层矛盾。但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进展，没有出现一个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的局面。例如怎样节能降耗，怎样理顺煤电价格，怎样破除整个电力行业的过度垄断，怎样破除对电价的不合理行政审批等。这些事关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及民族复兴的事情，本应在应急措施出台之后推进，现在基本处于或近乎处于停滞的局面。所以在未来，中国首先应该减弱政府的经济控制力，特别是直接的经济控制力，要把经济交给市场，这一点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来实现。其次，我认为要严格限制疯狂投资者的行为，尤其是不负责任的疯狂投资者。第三，要通过对政府的制约，把节约出来的钱用于减税。中国要实施国有资产的公众分享机制，这样就能培养活跃的消费市场，培养活跃的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最后，中国在城市化当中，应该注重城市内部挖潜，而不是外围的强化，要通过降房价挤压泡沫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