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一、小引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卷帙浩繁、精深博大的著述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尽管马克思本人因为对孔德的嫌恶而拒绝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但他的思想仍为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哪些著作对社会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呢？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里“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他“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找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作为分析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出发点（阿隆，2000：93-94）。不过，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给出了一个与阿隆多少有所不同的回答：他自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一个新的社会学问题时，几乎都要先重读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2009：58）。在马克思所勾画的社会学思想谱系中，《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社会学界一直较为忽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雾月十八日》）的价值。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会把《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看作产生社会学和人类学灵感的无尽源泉？在国内外学界对《雾月十八日》的解读中，常常囿于各自的学科意识。除了哲学家强调该书是辨证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Cohen，1978）之外，历史学家声称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事件史”分析范本（怀特，2004）；政治学家发现“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思想是马克思最早在这里阐发的（波朗查斯，1982）；社会学家则在马克思的笔下看到了一幅阶级斗争的生动图景（库诺，2006；科瑟，1990）。但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固化了现代学科过细分化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并不足以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灵感源泉。曾经长期浸润在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中的美国学者休厄尔（W.H.Sewell）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他提出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应该把“时间性”（temporality）的概念引入理论生产，并以“事件性的时间性（eventfultemporality）”为基础倡导“事件社会学（eventfulsociology）”的分析路数（休厄尔，2012：76-116）。不过，事件社会学的真正开创者并不是休厄尔或他所说的其他一些美国当代学者，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留下经典名作《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本文就是从事件社会学的角度，将《雾月十八日》中对事件史、阶级斗争的政治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尝试作一个新的解读。二、《雾月十八日》的选题与位置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并着手准备废除共和，复辟帝制。马克思的朋友魏德迈此时正在纽约筹备一份名为《革命》的政治周刊，邀请马克思撰稿评论这一事件。马克思接受邀请后，从12月中旬开始写作《雾月十八日》，到1852年3月下旬最后完稿。当时，《革命》周刊已经停刊，魏德迈遂将《雾月十八日》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单独发行。从选题来说，《雾月十八日》看起来只是马克思所写的一篇时事政治评论，而非一部政治史或事件史著作。一般来说，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社会学家对研究当前发生的政治事件总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当下的事件不免会受到政治和人事等因素的纷扰，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事件未经时间的沉淀，其前因后果未曾充分展露，其枝蔓交错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所以，史家即使本着对“当前史”的强烈兴趣，往往也是从研究更久远的历史事件入手来探其本源。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托克维尔是1848年革命的当事人，1849年曾短期出任过外交部长，1851年2月波拿巴政变后愤而退出政坛。托克维尔在1850年12月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我所思索的只能是当代的问题，”但“我必须为我的思想找到某种坚实而连续的事实基础。只有在书写历史时我才能找到这个基础。”他当时的计划是研究拿破仑称帝的10年历史，通过展示“这个宏伟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到覆灭”，从而“生动地反映前一时代，还有它随后的时代”。在波拿巴政变后，托克维尔于1852年底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旧制度：“我希望去努力理解，当大革命突然爆发时，旧制度的法国究竟是怎样的，人民的状况如何，公共行政的习惯如何”（托克维尔，2010：192、221）。托克维尔1856年完成《旧制度与大革命》后，他想继续着手分析的仍是拿破仑第一的雾月十八日，而非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之前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仅仅具有私人写作性质，生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托克维尔，2004，2016）。虽然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希望对法国革命史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但他却选择了刚刚发生的波拿巴政变为入手点。这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洞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说研究历史的一大危险是用后见之明来简化历史，那么，研究当下的主要困难就在于缺乏先见之明，浮在凌乱不堪的现实材料的表面。比如，与《雾月十八日》同时期论述同一问题的有两部名人之作：一部是著名作家雨果所写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政论家蒲鲁东所写的《从十二月十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前者带着过强的道德谴责色彩，着力把波拿巴写成一个处心积虑的小人；后者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生的结果。尽管这两部著作当时名噪一时，但马克思一语道破其苍白无力之处：当雨果“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马克思，2009a：466）。马克思本人对波拿巴政变的分析则表现出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绝对超前的预见力。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该著第三版发行时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对这一事变的“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恩格斯，2009a：468）。也正因为马克思这种异乎寻常的洞察力，使他的这篇时事政治评论经过时间的酿造变成了一部不朽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经典。当然，所谓“天才的著作”还只是一种修辞，或者说，仅用“天才”来解释《雾月十八日》的横空出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确定它在马克思“理论总问题”（阿尔都塞，2010：48）中的位置。这种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辨证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方面是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与政治的思考过程。下面我们分别简述之。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使用阿尔都塞（2010：15-16）所谓“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概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思想形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他们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彻底清理了与以往的思想家尤其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系统地提出了辨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1956：42-43）《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既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又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理论。它前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启《资本论》，是从整体上掌握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枢纽。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只是勾勒了这种崭新史观的轮廓。这种著作“有很强的一般性、探索性和概括性”，其“层次结构是十分明确的，论断是斩钉截铁的，说明是简短的，所下的定义也是十分简练的”（巴里巴尔，2001：244）。它还有待在具体而复杂的历史研究中去考察和检验。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雾月十八日》的位置。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第一次尝试用他约在六年前提出来的辨证唯物史观来完整地解剖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局势、意识形态、经济因素在这个事件中编织成了一幅鲜活的、多变的、交错的图景，它既是辨证唯物史观的一种应用和检验，更是一种丰富和深化。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体现（渠敬东，2015）。马克思1844年曾这样评述欧洲三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2002：390-391）。由此可见，法国与政治的亲合性，就如德国与理论的亲合性，英国与经济的亲合性一般，是马克思研究欧洲社会的切入点。马克思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的诞生，年轻时曾计划写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作了大量的阅读准备（鲁缅采娃，2014：383-399）。虽然这部著作最后未能落笔，但他后来写出了三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治史杰作：即1850年完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下文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1852年完成的《雾月十八日》和1871年完成的《法兰西内战》。正如法国革命史专家傅勒（2016：80、105）所说的，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反复重演的历史编撰学中既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发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因此，贯穿在这三部法国政治史著作中的同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个如此之早地形成的、但却如此不能掌控其政治历史的市民社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的这三部著作略加辨析。《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重心在两个“六月事件”：1848年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及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六月失败。而《雾月十八日》的分析重心在两个“十二月十日”：1848年12月2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及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由于《法兰西阶级斗争》完成于1850年11月，整个政治形势还处在急剧的变化过程中，该书更像是一个精彩的局部特写。而《雾月十八日》完成于波拿巴政变后，各方斗争局势已定，波拿巴复辟称帝指日可待，所以，该书是对1848年到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国家政权史的全景透视，其分析的全面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胜过前一著作。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基础，才使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显得更为从容和透彻。与此同时，《雾月十八日》的洞察力又一直延伸、贯通在《法兰西内战》中。由于《法兰西内战》的分析重心放在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而非各个阶级的斗争史，加上该文献的性质是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宣言，因此追求更加明晰而非复杂的风格，战斗性强于学理性。学界公认《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对法国政治史的分析中是学术价值最高的（傅勒，2016：88；白云真，2013：87-99）。三、《雾月十八日》的事件社会学：结构、局势与行动者在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日》的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思路，主要着眼于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梳理，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和《执政府和帝国史》、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及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都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托克维尔这位“打着数不清的社会学印记”的史家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思路，他关注的是长时段的运动而非那些“革命日”，因此他完全切断了叙事的连续性，采用“从假设到文献资料，又从文献资料到一般观念”的方式来寻求对法国革命的结构性解释（勒费弗尔，2014：59；莱因哈特，2014：77-78、85）。而《雾月十八日》与这两种思路都有所不同，马克思开创的是事件史与结构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社会学”。这种事件社会学的要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