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从文章风格的差异看来，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多取诸现成文献。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从历史文学成就的比较来看，《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史记》不仅成功塑造了历史人物形象，还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不只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而且，《史记》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而班固的《汉书》在文学上的成就没有《史记》高，首先从它的语言上来看，班固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茂密滯塞，很难读懂，因此也只有少部分人阅读，所以影响的范围较《史记》要小。此外，《史记》与《汉书》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以下几点：《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都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它们的存在丰富了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保存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