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论文生命与道德

生命与道德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争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理性主义与乐利主义以及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的争论。事实上，这些争论所争辩的中心问题是生命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所谓利，指有益于生活。所谓欲，指生活中的要求。所谓意志也是生命的表现。而所谓义，所谓理，指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理义”亦即道德。生命、生活与理义、道德，究竟有如何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这表明生与义、生命与道德，都是重要的，都是应该肯定的。孟子又说：“二者不可得兼，则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表明，在生命与道德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应该舍生取义，宁牺牲生命也要实践道德。“舍生取义”的根据究竟何在呢?这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一、生命与生命力一切生物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生命力即是能改变环境以维持其生命、发展其生命的力量。植物、动物都表现了一定的生命力，而人的生命力最为显著。作为一个人，必须有充沛的生命力。为了维持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必须满足一定的需要。所谓欲望、所谓情感，即是对于生命需要的意识。生活中有所需要，在意识中便表现为欲为情。在这一意义上，欲与情是应该肯定的。然而欲与情又包含许多矛盾，因而引发了许多问题。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力，但是人的生命有其特点。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每个人都生活于社会中，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人只能在社会中保持其生命力，发展其生命力。人的生活是社会化的生活，可以说表现了生命力的社会化。古代思想家已有见于此。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生活是群居生活，即社会生活，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人的生命力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保持和发展。这是关于人生的重要事实。二、生命力的充实与调节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必须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生命力的保持与发展有待于欲望的满足。追求欲望的满足，亦即追求利益。人与人之间，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毫无调和之余地，势力同归于尽。为了保持社会生活的继续存在，必须对于个人利益的冲突加以调节，使人与人之间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这类准则即是道德。道德即是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道德起源于原始社会，当时既未分阶级，也未分等级。在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但道德都是调节个人行为的准则。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生命，不但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衣服、居室、舟车等等。但是人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何谓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即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何谓真?真即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何谓善?善即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亦即道德。何谓美?美即艺术的享受。其他动物对于事物只能有感觉，人类则具有对于事物的理性认识，努力追求真理。别的动物也有合群的，人则具有社会生活的自觉，有意识地实践善的原则。人更有创造艺术品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真、善、美是同等重要的，在这里着重讲善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竞争的关系，也有合作的关系。西谚有云：人对人是豺狼。事实上，如果人对人仅仅是豺狼的关系，则人类久已灭亡了。其实豺狼也是合群的，并不互相残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胜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后社会才能存在，才能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1)合作与斗争是同时存在的。道德即调节斗争与合作的基本准则。三、道德与群体生命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然而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存在于群体之中。作为一个人，不但要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考虑群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标志着对于个体利益的超越。自古以来，人们聚居而为族。经过历中的发展，人类分成许多民族。每一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一民族形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共同体。每一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有其持续不断的生命，可以称之为群体生命。群体生命大于个体生命。道德的要义在于每一个人不但要追求个体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说道德在于群体生命的自觉。孟子提出，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应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协调一致，这是正常的情况。“二者不可得兼，则舍生而取义”，这是特殊情况。在什么情况之下，二者不可得兼呢?这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在民族的独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命，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一是在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个人的人格尊严，宁死不屈。应该承认，民族的群体生命大于个人的个体生命。这是道德的一项基本原则。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历史上有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即肯定人格高于生命。然而生命还是人格的本原，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所谓人格。从“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说道德高于生命。应该承认，道德本于生命，而在一定意义上又高于生命。四、生与义、富与仁的统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这是正常的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中，一方面要充实生命力，一方面要提高道德自觉性、遵守道德的制约。生命与道德是相需相成的。充实生命力必须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也即满足一定的欲望，但是欲望的满足不可能是无节制的，如果无节制的追求欲望的满足，而纵欲无度，必然会戕害生命。同时也要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纠纷扰乱。为了保持生命的正常发展，应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生命的充实提高与道德的自觉自律都是必要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是基本上肯定生命的，但是一部分儒者重义轻利、存理去欲的学说，对于物质需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比较忽视了充实生命力的必要性，对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与重义轻利、存理去欲的思想成为对照的是纵情肆欲、唯利是图的流俗思想，追求个人享乐、见利忘义。这种流俗思想，自古有之，于今为烈。这种庸俗作风，既违背了道德的准则，也逆反了生命的规律，是不足取的。孟子曾引阳虎之言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所谓为富指执政者聚敛民财，所谓为仁指施行仁政。聚敛民财与施行仁政确实是相互违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意义来讲，如果为富指经营商业，为仁指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则为富与为仁还是可以相容的，不但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据闻现代日本有一位企业家提出“仁富合一”的主张，运用仁富合一来经营企业，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仁富合一的，也不乏先例。如孔子弟子子贡，善于货殖，但作为孔门弟子，也是“以仁为己任”的，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品质。当代有许多国外华人企业家，致富之后，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这也是富仁合一的典范。社会生活必须分工，在社会中有人为增加物质财富作贡献，有人为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作贡献。仁富可以合一，然而也不妨分途。在精神领域中，有人致力于探求自然的奥秘，有人沉思人生的终极价值。这都是应该鼓励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社会上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良习气。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可以称为“为富不仁”，这是妨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健全法制；在健全法制的同时，更必须提倡社会主义道德，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良风美俗。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应是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风气中出现一些颓风，如家庭解体之类，但在西方社会中，注意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遵守公共秩序(乘车不拥挤)等已蔚然成风，而我国社会在这些方面尚有待于整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千百年来商业活动的准则，而今天却假药假货充斥于市场之中。这都说明，建立良风美俗，还有待于艰苦的努力。富(经济)属于物质文明；仁(道德)属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兼顾并重。原则既已明确，理想必能实现。(选自《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注释(1)《自然辩证法》第283页，1971年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