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胡涤非

收稿日期:2011－12－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族群交往与国家认同研究”(10CZ011)。作者简介:胡涤非(1973－)，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政治学和应急管理研究;孙亚莉(1987－)，女，安徽萧县人，2010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胡涤非，孙亚莉(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关键词:集体行动;社会资本;自主治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中图分类号:D5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12)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02－0066－05集体行动，就是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一起的人们过一种群体生活。在群体生活中，涉及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物品的合作领域时，往往会因为个人自利倾向的理性———希望别人付出而自己免费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这时就会出现“搭便车”或“投机”现象，从而造成“公地悲剧”式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学校要求学生们维护宿舍的清洁卫生时，学生们便遭遇了提供小范围内共享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城市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号召市民少使用私家车、多使用公交车时，城市居民便遭遇了提供城市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国际性组织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便遭遇了提供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因此，如何在群体合作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合作的顺利实施，保障目标的顺利完成和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则成为众多学者研究探讨的重心所在。一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理论模型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1］(P48)而对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从理论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这三种经典模型，本文试述如下:1．公地悲剧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2］(P11)哈丁要求读者拟想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然后，他从一个理性的放牧人的角度考察了这种情形的结构。每个放牧人都从自己的畜牧中得到直接的收益，但在他或其他人在牧场上过度放牧时，每个放牧人又因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延期成本。因此，每个放牧人都有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的动力，因为他从自己的牲畜上得到直接收益，承担的只是由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份。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因第43卷第2期2012年3月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ANCHANGUNIVERSITYVol．43No．2Mar．2012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2］(P11)“哈丁公地悲剧”是一则著名的博弈案例。它指出了公共资源的一种悲剧:每个个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资源，最终公共资源会遭到破坏，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破坏。2．囚徒困境随着博弈论的发展，“搭便车”问题在“囚徒困境”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该博弈模型说明，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由梅里尔·弗拉德和梅尔文·德里舍提出、阿尔伯特·图克正式建立的博弈模型。该模型可这样表达:两名嫌疑犯被带到拘留所，分别看管。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有某种罪，但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在审判中证明他们有罪。如果两名囚犯都不认罪，地方检察官将编造一些非常小的罪名如偷窃或非法持有武器来控告他们，他们将会受到轻微的处罚;如果两人都承认了，就会被起诉，但检察官会建议不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不承认，承认的会因此受到宽大处理，而不承认的则会加重罪名。以坐牢的年份作为结果，该策略问题可表述如表1［2］(P13)。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都无法预知对方的选择结果，只能从个人利益出发，以追求个人处境的最优化。表1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犯1囚犯2不承认承认不承认各1年囚犯1，10年;囚犯2，3个月承认囚犯1，3个月;囚犯2，10年各8年3．集体行动的逻辑著名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以个人追求他们个人自己的福利为参照，对促使个人追求他们共同福利的困难性，做了一个与囚徒困境博弈密切相关的考察。”［2］(P16)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认为:“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2］(P17)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及评论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作为理性的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倾向，那么，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集体合作，使集体合作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针对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理论模型，从霍布斯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进行了探索，他们要么诉求第三方的外在强制力，要么诉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的个人的自我统治，要么诉求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互惠诚信机制。认真解读和比较各种解决途径的优势与不足，从学理意义上有助于理论的理解和澄清;从现实意义上，对于探求持久的合作秩序和更文明的治理模式、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和自主能动性的发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1．霍布斯第三方强制力手段霍布斯是最早对集体行动困境进行研究的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通过对自然状态之“动物丛林法则”的淋漓尽致地描写展现了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困境。“人对人是狼对狼”的关系，人们彼此相互离异、相互侵犯，互相竞争、猜忌，彼此都力图摧毁、征服对方;为了保全自己，“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使用武力或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3］(P93)。这种全凭个人武力永不合作的模式，注定走不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为了过一种优良和文明的政治生活，霍布斯对人类如何走出自然状态设计的经典方案是:第三方强制执行。第三方就是所谓接受民众权力让渡的国家，通过权力让渡，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彼此间的尊重礼让，从而得到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信任。如“纤夫寓言”所示:“由于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每一个纤夫都不用力拉纤，结果没有人能拿到报酬。只有在纤夫们同意雇用一个工头用鞭子抽打他们，船只才能被拉动。”［4］(P99)这种国家强制力的使用利于大型群体和不确定性群体完成一定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但这种方案存在缺陷，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指出的三大弊病:第一，这一方案太过于简单了。第二，困难之处部分地在于，强制执行成本太高。“与那些靠其他手段保持信任的社会相比，严重依赖暴力的社会，往往缺乏效率，成本昂贵，让人感到不愉快。”［5］(P211)第三，更为关键的是，公正的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76·第2期胡涤非等: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一样受制于它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困境。要想使第三方执行能够运转，第三方本身必须是可信的。但是，什么样的权力能够保证国家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简单地说，如果国家拥有强制力，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使用这些力量，在牺牲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6］(P59)也就是说，在主权者之上还应该有更大的权力来监督主权者的公正执行，但是这样无限推理下去，必然面临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那么，也就必然面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政府失效。2．市场解决方案亚当·斯密曾说:“(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7］(P27)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可以通过自身即“看不见的手”发挥自动协调的作用，人们在作出个人理性的假设时，会采取合作的途径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从而促进集体合作。市场选择假设理性的个体通过多次博弈，最终会达到一致，形成合作。这一方案假设当人们进行的是无限重复的博弈时，背叛者会在以后的博弈中受到惩罚，因此合作应该更为容易。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运用博弈论模型研究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如何产生合作的问题，意识到人们在人际互动中坚持“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赢得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和信任的重要途径［8］(P60)。奥尔森则从人具有理性有限、理性不及、对信息收集不完备、知识增长缓慢及知识积累碎片化等弱点，对第三方强制力的解决提出质疑和反驳，故而提出充分运用市场等价交换、自由竞争的原则，采取“满意就行”而不是每次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效结合和兼顾。然而这种市场解决方案也存在一些操作上的困难，如果个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导向时，不是选择“满意就行”而是选择利益最大化原则，仍会出现背叛行为，导致合作的失败。另外，能走出集体困境的市场自治化模型必须满足:(1)组织规模有限;(2)组织流动性比较小;(3)成员间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足够起作用［8］(P61)。可以看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只能解决特定条件下的集体合作问题，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集体合作的问题都无能无力。3．社会资本解决方案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组织和契约关系来寻求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新途径。人们发现政府会失效，市场也常失灵，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蕴藏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可以带来有形的社会收益，从而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主张的倡导者是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9］(P195)。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高度信任能否产生则与组织的网络性和普遍互惠规范密切相关。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使普遍互惠化，进而将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起来，化解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解决了集体合作中的“搭便车”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提供的解决途径是否完美呢?尽管帕特南诉求于社会资本理论解决集体困境，但是，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结尾得出的结论又一次使我们陷于迷茫。他说:“公民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那些把制度变革当作政治改革战略的人来说，这一结论令人沮丧。……一位来自公民意识不发达地区的能干的具有改革意识的地区主席，在听到了我们的结论后，大叫道:‘这真令人绝望!你是在告诉我，无论我怎么做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改革的命运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锁定了’。”［9］(P216)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有历史根源的，而历史根源是不能跨国进行横向移植的。那么，在历史上缺乏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能力的地区和团体，如何利用设计完美的社会资本组成自愿的合作群体，解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