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政治-刘云刚

地理研究GEOGRAPHICALRESEARCH第32卷第11期2013年11月Vol.32,No.11Nov.,2013收稿日期：2013-07-10;修订日期：2013-09-2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65、411307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GJW007）作者信息：刘云刚（1973-），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E-mail:[e-mail]2170-2175页地理学的政治刘云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510275）摘要：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当前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诸多方向的选择。如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分化，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混行，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脱节，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互为归属。这些问题悬而不决使地理学的向心力逐渐弱化，地理学者不得不面对诸多学科发展方向上的困扰，以及对学科规范和学术认同上的困惑。笔者以为，此时“搁置争议”并不是办法。为了学科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会必须做出一些选择。坚持一元还是认同分化，这即是地理学的政治。关键词：外生地理学；内生地理学；系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地理学的政治DOI:10.11821/dlyj2013110181地理学为谁服务科学是一种价值取向，实用也是一种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背后都反映了某些利益或阶级需求，而这正是决定学科走向的最基本因素[1]。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地理学，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这些学科分别在不同时期登上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舞台中心。其中有其自身需求的因素，但也有学科政治的原因。一门学科的存立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门学科的价值何在，它能提供哪些别的学科无法提供的知识？二是这门学科的价值观何在，它是为谁服务，其背后的价值观代表了谁的立场？正如约翰斯顿所说的，学科即政治[2]，地理学也不例外。科学可分为三类，书斋科学、实验科学和野外科学。作为野外科学代表的地理学，其价值观受到世界观的强烈影响，而世界观具有政治倾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3]。在地理学范畴，我们是强调为国家服务？还是强调为全球服务？是强调“同一个世界”，还是强调“多样化的世界”？从中国地理学目前的现状来看，起码有两种世界观是并存的：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殖民世界），对欧洲以外地区的认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Eurocentic），作为客体描述有欧洲人的优越感，一切以欧洲本土形成的理论为讨论的出发点；二是多样化的本土世界观（反殖民世界），以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后殖民主义”为代表，主张基于本土认识世界，开发就地知识（situatedknowledge）和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下的“落后”（underdevelopment）、“发展”（development）等概念[4]。这两种世界观如今并存于中国地理学界，导致了中国地理学学科价值观及学科价值的二元化，并形成了“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5]。前者是西11期刘云刚等：地理学的政治方地理学的延伸，主要探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而后者是本土地理学的总括，以本土观察为基础，探讨针对问题的现实对策。“外生地理学”相对更“国际化”，而“内生地理学”则面向本土问题发言。这种二元价值观的并立也导致了学科的分化，使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出现了紊乱迹象[6]。作为地理学的教员，我们也经常会面对来自学生，面对来自自我内心的拷问：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地理学到底是为谁、生产什么知识？它的效用、价值在哪里？成果标准是什么？到底应该由谁、如何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长期以来，地理学的学科价值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知识生产：一是面向全球提供特定视角的世界观及地理事实；二是面向本土提供有效的、指导不同尺度区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即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知识的生产。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成长壮大，正是因为它们的知识生产兼顾了“科学”知识和“应用”知识，顺应了所在时代学科价值观的转变。但是，就像今日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一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不是持久的办法，终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立场。如何打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二元格局？中国地理学是要成为西方地理学的“驻华办”，还是要进行自己独立的知识生产？是要“世界工厂”和“本土小作坊”和谐共处，还是要我们自己走出去？面对多种价值观和多个老板（sponsor），我们必须做出选择[6]。正如《房间里的大象》中描述的，“尽管我们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7]。现在中国地理学就是这个境地，而我们必须面对它并做出回应，这就是地理学的政治。2内生和外生的地理学长期以来，地理学都有“个性”和“共性”之争。因为“地”不同“理”不同，各国地理环境有差异，发展阶段有差异，文化有差异，世界观和政治理念也有差异。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地图投影和国界划分，各国也都有基于自身需求的“科学问题”和“科学前沿”。因此，哈姆（HarmdeBlij）在《地理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指出，地理学的“前沿”是个复数，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恰是地理学的魅力[8]。在IGU的会议上，每当有人振臂高呼“国际前沿”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谁的是前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理论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主流。而另一方面，如何将这些理论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现实相结合，逐渐成为一个难解的课题[9-10]。就如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一样，在引入西方理论后，我们如何消化其背后的规范和价值观？外生的地理学理论，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多为偏人文思辨的社会理论，多带有批判性，这与本土所需要的“建设”需求常常无法契合；而逻辑清晰、实证性强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学理论为我们所偏爱，但它又很难接受“国际前沿”的理论拷问。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中国地理学逐渐形成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二元分化，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两个学派。外生地理学随国际潮流而动，内生地理学伴现实问题而生。二者共同的接点是“中国特色”的研究，这是外生和内生地理学的妥协点。但是原创性的、涵盖“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断被建构的“特殊性”及为之效力的实证技术日益流行，但不是真正的“MadeinChina”的理论和思想。如此下去，中国地理学本身或许也值得拷问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地理学会”是否还值得存在？将其变成“地理217132卷地理研究协会”而内设两个或多个“学会”或许更符合现实？如果想要维持统一地理学，就要推动相对一致的学术规范和价值观形成，否则就要推动地理学会拆分，成立各自的学术共同体，这就是地理学的政治。3实用和科学的地理学内生和外生地理学背后的价值观分别是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是本土的价值观，强调“实效”，它在理论引进上的态度是有选择性的，更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否；而科学主义强调“规范”，包括过程的规范和结果的可验证，而这种价值与西方地理学是相通的。因此，实用主义主张“洋为中用”，而科学主义则强调“科学范式”；实用主义更多是归纳，而科学主义更多是演绎。两者由此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前者多用引进—消化—吸收—应用，而后者则是理论—假设—检证—理论。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前者要求满足对本土的“社会意义”或“国家需求”，而后者则追求“科学价值”和“理论贡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11]。从目前中国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各分支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较好的学科如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普遍都较好地把握了二者的平衡，将科学和实用融为一体；而发展相对缓慢的学科，如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是“科学”有余而“实用”不足，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则“实用”有余而“科学”不足，这些学科都缺乏科学和实用的有效融合[12]。对于学者而言这一点也是同样，最好的方式是科学和实用兼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但这要以大量非创造性的体力消耗为代价。此外，这种状况也仅适用于学科及学者成长的初期阶段。因为学科之间、学者之间也在“竞合”，知识生产必须要有清晰的定位。为谁生产及生产何种知识、如何评价这些成果，这些问题始终不可回避。如不清晰，分支学科亦可能继续分裂。从文化基底上讲，中国的文化基础是实用主义，中国地理学从根本上一直持有实用至上的哲学。所以，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适应中国的文化习惯，回应来自官方和社会基层的实用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必须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其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也需要为人类的共有知识生产作贡献。这其中，“洋为中用”或“满足国家需求”，还是虚心学习西方，“寻找科学问题”或“满足好奇心”，二者需要选择。或者，允许一部分人浪漫，也允许另一部分人务实，对其给予不同的评价。何去何从，这也是地理学的政治。4系统和区域的地理学在此之下，中国地理学者的研究具体需要面对的是系统和区域的关系问题。在地理学中，一般和特殊、系统和区域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也是互为补充的一体。西方地理学200年的发展史中，二战前引领潮流的是区域地理学，之后则是系统地理学。但这只是主导权之争，区域地理学和系统地理学相辅相成的格局并未改变[13]。区域地理学一直是部门地理学所需“事实”（facts）的提供者，而部门地理学则是区域地理学基础之上的理论深化和延伸探索。但问题在于，就如一条河流，当大河不断分为若干支流之后，“百川归大海”，但我们的“海”在哪里？217211期刘云刚等：地理学的政治近邻的日本东京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地理学开始分化，如今地理学已分属三个不同院系。分化最激烈的自然地理学，大部分研究人员转入了环境学、农学、生态学、地质、地球物理、大气科学等其他专业。但是，因为有共同的区域研究方法，地理学还是有向心力，从区域到部门最终又回归了区域[14]，地理学者位于不同的“系统”但拥有共同的“区域”，这是一种新的生态。对于中国地理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理学接受了“系统论”，完成了由生态论到系统论的方法论转变。而系统论恰是关于“系统”和“区域”有效组织的理论。我们提出的一系列相关理论如“生产地域综合体”、“人地相关地域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可以理解为对“系统—区域观”的进一步解释。但由此之下呢？正如樊杰所言，在“区域相互作用”、“距离衰减”、“因地制宜”之下，我们逐渐找不到了区域的影子，缺少了如戴维斯的“地貌循环”那样的中观理论，地理学在发展中逐渐迷失了[15]。笔者曾提到，得益于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开放之势，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成倍增长。但是，当前地理学的这些成果是否依托于地理学或有助于地理学？我们是最后的狂欢，还是成长的烦恼？如何在“分流”之后回归“大海”，或者至少建构一个地理学的“大海”，这是当今学术界对统一地理学的要求，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求所在。而维护分流还是回归大海，这也是地理学的政治。5经济和人文的地理学类似的困惑同样反映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内部。长期以来，关于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分立还是合并，即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教学中普遍推行的是统一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即二分法，但实际执行的主要是三分法，学会活动中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专业。最近学界提出了“人文—经济地理学”[16]，试图将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分野进行熔合，这同样是学科政治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的需求相适应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因此地理学主要回答人类如何适应自然和如何利用自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自然地理学，以及经世致用的经济地理学。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人—人矛盾，因此主要研究人类如何适应人类社会（人工自然），在此基础上发育的是文化、社会、政治地理学等更偏人文的学科。因此，本质上学科发育与其所在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知识需求相关，而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