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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陶东风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了灾难（特指社会灾难而不是自然灾害）的世纪，是极权主义肆虐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见证了种种人道灾难，其精神世界伤痕累累，公共世界危机四伏。直面这些灾难，严肃认真地反思这些灾难，人类才能走出灾难、走向精神的重生，公共世界的重建，人际关系的修复。这是后灾难时代人类承担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在文学领域，直面和书写这种极权主义灾难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就是“幸存者文学”和“见证文学”，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一种反思和研究这种极权主义理论叫做文化创伤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进行相互阐释，以期推进我们对极权主义灾难的认识，推进对于文学的研究。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及其对反“右”、“文革”研究的启示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1这个定义包含有三层意思：（1）、文化创伤不是一个自在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具有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对经验事实的特定书写和表征。（2）、文化创伤是一种强烈的、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的痛苦记忆。（3）、文化创伤带有群体维度，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是涉及到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严重的文化创伤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从而对于文化创伤的反思和修复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而不只是个别灾难承受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灾难的某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事情。人道灾难之所以被称为“人道”灾难，就是因为这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尊严的侵犯。（4）、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文化创伤还指向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因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1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本文引文均采用王志宏译本，以下不再注明。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2可见，文化创伤理论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在于修复这个被人道灾难严重伤害的公共世界、人类心灵以及人际关系。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不仅在于搞清楚文化创伤的根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出后灾难、后创伤时代的人类应该怎么办。1、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亚历山大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发展出了上述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自然主义把创伤简单地归于某个“事件”（比如一种暴力行为、一场社会剧变等），以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是凭直观就可以了解的。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被亚历山大称之为“外行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traumatheory）3。自然主义的创伤理论又被亚历山大分为启蒙和精神分析两个版本。启蒙版的创伤理论家（如尼尔，ArthurG.Neil）不仅把创伤归因于外部的伤害性事件本身的性质，而且相信人能够理性地对此作出回应。4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的特点则是在外部的伤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心理防卫机制模型。”5根据这种理论，当巨大的伤害事件降临，人们会因极度震惊和恐惧而将创伤经验压抑下来，将之打入无意识领域，成为心理情结，导致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记忆里被压抑、扭曲和移置，因此不2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3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4ArthurG.Neil,NationalTraumaandCollectiveMemory:MajorEventsintheAmericanCentury(NewYorkandLondon:M.E.Sharpe，1998)，p.9-10。5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可能产生理性认识和理性的责任行动。很显然，弗洛伊德代表的这种创伤理论并不像启蒙理论那么乐观地认为人具有理性处理灾难事件的能力。创伤的解决因此也不仅只是恢复世界秩序，还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其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唤醒个体的记忆。亚历山大谈到大屠杀史学家骚尔.佛莱得兰德（SaulFriedlander）所说的“记忆来临”。很多精神分析案例讲的就是通过唤醒受伤者的无意识领域的记忆，达到克服创伤经验的目的。电影《爱德华大夫》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文化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与上述两种理论都不同，它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属性，一个事件（比如给皇帝下跪）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解释为“创伤”（英国使臣和中国的大臣对给皇帝下跪这个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对于这个事件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解释系统）。在这里亚历山大把“社会”和“文化”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事实层面的，后者是意义层面的。他指出：“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6离开了特定的文化脉络，离开了特定的理解-意义结构，也就无法确定一个社会事件是否构成“伤害”性，或者说，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无法自动地成为文化创伤记忆。亚历山大说：“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6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7也就是说，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解释和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意义）危机。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现代自由民主文化的洗礼，我们对“文革”和反“右”期间的种种非人道暴行不会感到震惊，对他加之于我们的伤害也不会形成创伤记忆。文化创伤的这种建构性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反“右”和“文革”也会很有帮助。在发生“大跃进”“反右”“文革”的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经济濒临崩溃，物资奇缺，体制无法正常运作，学校无法从事教育，但对受其影响的集体成员，包括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状况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经验为文化危机或意义危机，因为文化危机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意义-理解系统中，是韦伯说的理解和阐释出来的东西。即使是深受反“右”“文革”其影响的受难者成员、包括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很多人甚至在遭受不白之冤、家破人亡的情况下也没有严重的创伤感（一些“右派”在被平反之后不但没有获得反思意思，而且感恩戴德）。反“右”和“文革”的创伤性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都是事后的重构。只有当人们经过了新启蒙的思想洗礼，获得了反思“大跃进”、“反右”、“文革”的能力，认识到了极权主义才是造成“大跃进”“文革”“反右”灾难的根源之后，我们才有了思考这些社会危机的全新的意义-理解系统，它们才被理解和再现为是人道灾难,（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了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人还在为反“右”和“文革”辩护，认为反“右”7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和“文革”不但不是人道灾难，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把事实纳入了新的解释系统——比如“抵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云云，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化创伤建构理论）。这个时候，社会事实才被建构成为了文化创伤，我们的群体认同才发生了危机，认同危机就是意义危机。因此，要让社会危机升华为文化危机即文化创伤经验，就必须进行有意识的、甚至是艰难的文化建构行为。由于这种建构行为是群体性的，创伤的建构和修复都是群体性的，因此，使用那种针对个体的精神分析方法（比如诱导患者唤醒某种记忆）是不够的，“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8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唤醒记忆和反思灾难的方式，是一种公共文化活动，它包括记录历史事实、举行集体性的纪念仪式、建立人道灾难纪念馆、定期举行悼念活动等，这是使文化创伤得以建构的最重要方式，对修复心理创伤、人际关系以及公共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文化创伤建构的过程、条件和环节亚历山大把客观事件和对它的建构、再现之间的距离，称为“创伤过程”（traumaprocess），亦即事实被建构为创伤所要具备的条件和所要经过的环节。亚历山大参考言说行动（speechact）理论，9认为，创伤过程就像言说行动，要具备以下元素：(1)、言说者；(2)、8JeffreyC.Alexander，TowardsaTheoryofCulturalTrauma，JeffreyC.Alexander(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9言说行动理论的基础，可见于J.L.Austin的HowtoDoThingswithWords(Oxford:Clarendonpress,1962)。在这本经典著作里，Austin发展了一个观念，即言说并非只是指向象征性的理解，还达成了他所谓的“以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3)、言说情境：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1）、言说者，即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agents）或创伤宣称群体，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这个主体能够把特定社会事件宣称、再现、建构为创伤，并传播这些宣称和再现，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种宣称。亚历山大说：“他们（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引注）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10可以认为，很多（但不是全部）以反“右”、“文革”为题材的文学和非文学写作，就是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宣称-再现-吁求行为。这个具有反思能力和建构能力的创伤建构主体,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批启蒙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殊位置，他们既承受了创伤，又具有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符号能力，亦即亚历山大说的“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11此外，我觉得还要加上一条：具有做出创伤宣称的勇气和胆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反“右”和“文革”的受难者不愿意或不敢回忆和讲述自己的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