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外交史以及对我的启示

浅谈中国外交史以及对我的启示中国的外交远不是从鸦片战争前才开始，几千年来华夏政权一直与周边的游牧政权、农耕政权乃至南洋西亚欧洲的政权发生过断断续续的官方接触，即使是在近代与欧洲人的官方往来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严格的说起来，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开始与西方有外交关系的起点，而是清王朝被迫遵守西方外交规则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专制国家与西方近代化文明国家发生激烈的碰撞，外交上的冲突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清政权是一个由边疆落后部族建立的政权，尽管在建立过程中任用了大量汉人知识分子，建立政权后也大部分采用汉族政治体制采用汉族的文化，但是清政权带有大量的落后的野蛮原始部落的痕迹，采取狭隘的民族政策，文化上也是以高压为主。知识分子并不能像明末一样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精力放在严重脱离社会的考据上面，高层知识分子更是唯知空谈，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重在防弊，担心内地反清组织与海外华人发生联系，也担心他们从已经进入东方的葡萄牙人得到军事技术。到了后期西方的“无君无父”的共和政体更是让清政府感到恐惧，将会对清政府赖以统治的思想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因此，清政府厉行锁国政策，对外通商口岸几经变更，也只局限在广州一地。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观念依然没有根本性转变，采取被动应付态度，连近代外交最寻常的互派常驻使节都畏如蛇蝎。后来虽然设立了总理衙门，但是没有懂国际法及近代外交规则的人才。外国人苦于找不到能够顺畅沟通的交涉对象，清方也找不到懂“洋规矩”的人，双方难于正常沟通，于是出现了赫德代表中国与法国谈判、蒲安臣作为代表中国出使欧洲等令人惊讶的事。即使有懂办洋务如李鸿章等一两人，但是作为总体的清政府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水平很低下，清政府驻外使节也深居简出，不参与社交活动，只是作为形式存在，没有履行一个公使应尽的责任。当然了这只是前期的情况，后期有所好转。尽管到了民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但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与东邻日本迅速进入角色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值得深思，说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是不准确的，正因为他们对外部世界及其可能会对自己统治造成的冲击有相当了解，所以他们才采取避免接触外界的政策。任何统治者对于维护自己利益都不会是愚蠢的，清政府亦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日益成为牵动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外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也日益强化。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新中国外交也走过了60年不平凡的历程，此时对中国外交进行一个评估可以说适得其时。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60年中国外交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前30年是反对外部威胁、巩固国家独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30年；后30年则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促进发展的30年。60年来，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和利益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近30年来，中国外交在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保障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经验等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外交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休戚相关的。相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说，60岁的共和国还很年轻；但就现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而言，这60年的外交历程却是意义非凡的。早在清代以前，历代虽有礼部、鸿胪、典属国等机关处理外事，但与近代国际关系的外交意义相去甚远。清朝立国之初，虽然礼部和理藩院有着部分外交职能，但由于清朝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外交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从清朝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再到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虽然外交机构和机制在逐步完善，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没有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始终处在列强的操控之下，没有独立的外交人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屈辱外交的状况，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外交角色登上国际舞台。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磨炼，现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熟练运用现代外交游戏规则进行现代外交的大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恪守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国现行宪法也明确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60年来，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不断调整，然而，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外交也在探索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认识时代本质,顺应世界潮流新中国60年外交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时代”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判断合理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首要条件。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中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政治,因为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可以大致分为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但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第一,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第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大批新独立国家出现,并最终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第三,现代化潮流的全球快速扩展。第四,科学技术持续跨越式进步,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在改变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第五,内容不断变换但从未终止过的意识形态斗争。新中国外交6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时代问题上出现认识的片面性,甚至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而这种片面性一般都是因为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造成的。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再如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认识,使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一个时期不惜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如果将毛泽东这些认识分开来看,都各有其根据。问题出现在他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趋势,诸如忽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的逐步形成,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结果导致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在外交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这些认识和政策曾经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通过总结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领导人在时代问题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即承认在各种复杂的世界政治潮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中,“和平”与“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主要追求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存在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这些认识和判断于1980年代中期提出后经过多次争论和论证,在中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时代”的合理认识,有必要时时关注世界潮流的变动,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二、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对中国的世界地位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的判断,从一个方面决定了新中国60年中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包括1950年代中期的和平外交方针、“文革”期间的革命外交、新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的“韬光养晦”政策,等等。在60年的历程中有两次典型的变化,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曾经对中国外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次是“文革”初期,中国在当时的宣传中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的实质是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次则是在冷战结束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这种判断以“不扛旗”、“不树敌”、“不当头”为主要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这两个战略性的判断可以说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截然不同的总结,给中国外交带来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后一次战略判断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如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冷战结束时邓小平据此告诫:“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合理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而形成的孤立和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负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导致有关认识长期波动的深层原因。“文革”时期的“中国革命中心观”就多少涉及和反映了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世界地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大的历史趋势看,改革开放不过是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的世界地位上升的进程。这种历史趋势作为一个认识的参照系,必然会不断推动和影响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判断。第三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文革”初期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冷战后提出“韬光养晦”,则是源自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综合的判断。从60年历史的大脉络看,客观上中国的世界地位总的说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不过在这个长过程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我们确实高估了中国的世界地位。一个历史事实是,当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就是过高估计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恶果。需要注意的是造成过高估计的主客观环境今天仍然存在。中国的世界地位不论快慢已经而且必定还要继续不断上升,中国人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必定始终如一甚至日益强烈。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无不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使中国有朝一日富足强大,像美国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这个有段时间被冠以“中国崛起”的目标,在当下独特的政治生态和历史进程交织的结构中,让人感到从未如此的接近。在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格局大变动中,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外交政策,才有助于中国比较顺利地成为世界强国。反之则必定是欲速不达,延长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三、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最高原则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是“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状况是衡量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成败的主要标准。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