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柳宗元、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因籍贯河东，故有柳河东之称，又因曾任柳州刺史，并死于柳州，故又有柳柳州之称。《天说》、《天对》、《答刘禹锡天论书》、《非国语》、《贞符》、《封建论》等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柳宗元继承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元气构成的。他把元气当做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认为元气分为阴、阳两种，这两种元气的运行、休止、凝结、流动、冲突、枯竭、崩裂、塌陷，决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的主宰。他认为阴、阳、天都统一于元气，元气缓慢吹动，阳气流行，则造成炎热的天气，元气迅速吹动，阴气流行，则造成寒冷的天气。阴阳寒热的交替变化，才使得世界万物得以发展。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天地之无倪（ni，无边无际），阴阳之无穷。”(《非国语》)“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天对》)这说明他对宇宙的无限性已有初步的认识。2、天与人“不相预”的无神论。他认为，天、地、元气都是没有意志的物质，它们同瓜果草木一样，本质上都属同一物质存在，根本不能对人施行赏罚。人事的功、祸，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所以，人们呼天怨地都是荒谬的。他指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答刘禹锡天论书》)即生植、灾荒，都是自然现象，而法制、悖乱则是社会现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变化发展法则，因而二者之间不能互相干预。这就把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划分了出来，并且进一步否认了超自然力的天命、神权的存在。是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的发展。他指出，古人讲天命神权的目的，是“用诬于无知之氓”（《贞符》）。就是在于欺骗那些老实的百姓。力量足的依靠人，力量不足的依靠神。所谓力量足，就是治国有道，即以德治仁政来安抚百姓，选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这就深刻揭露了统治者之所以大力宣扬天命鬼神，是因为本身虚弱无道，只好借助鬼神进行统治。3、社会历史观。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它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势”。他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一文中指出：原始人类因自然压迫而有生产斗争，因制止争夺而建立国家政权法律，从而形成了“封建制”，即世袭的分封制。封建制的建立，是历史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是势所必然，决非圣人的主观意愿所致。以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在柳宗元看来，这也是客观之“势”决定的，郡县制和封建制相比是有其优越性的。刘禹锡（公元772年——公元842年），字梦得，因官至太子宾客，又称为刘宾客。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天论》三篇。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刘禹锡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的气构成的。他强调，世界上根本没有超越物质形体之外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即使是“空”，也是“有形”的物质存在。他认为“空”是一种稀薄细微的物质形态，它本身的存在不妨碍其它物体的存在，它要借助于其它有形的物质实体来表现自己的作用，依靠其它物体来显示其形状。决不可由于“空”的形体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而否定其存在。这是因为人的感官的感受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如人在夜间看不见东西，而动物中的猫、狗等却可以看见。因此，用眼睛来观察事物，只能认识那些粗大的东西，只有用理智去考察，才能认识人的肉体感官所难以直接感知的细微的物质形态。他还突出强调了“理”、“数”、“势”三个重要范畴。说明了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他认为“理”（即规律）是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的。但是，“数”是事物及其规律存在的必然性。“势”是事物因其必然性而表现出来的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之，在他这里，“理”、“数”、“势”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2、“天人交相胜”。刘禹锡补充发挥了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力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区别“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自然界的功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其作用和表现是赋予万物以自然本性，使它们具有强弱的本能，在竞争中强胜弱败；人类社会的功能在于制定礼法制度，改造和利用万物，其作用是赋予人们衡量行为的是非善恶标准，使是胜非败，善得赏恶遭罚。天是有形物体中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优异的。自然界的功能，人类固然无法胜任，而人类的功能，自然界也有所不能胜任。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之所以无穷无尽，就在于彼此之间既互相取胜，又互相利用罢了。天和人不过是万物中最突出的。3、无神论思想。以这种“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为根据，刘禹锡还深入分析了有神论产生的根源。首先，他以“操舟”为例，说明了有神论产生的认识根源。他说，在小河里行船，人完全可以控制，这时不论是安全航行还是遇到什么危险，船中人都不归因于天。“何哉？理明故也。”是因为人们明白其中的规律。反之，船在大江大海里航行，不论是安全航行还是不幸沉没，或者侥幸脱险，船中人都归之于天，“何哉？理昧故也。”是因为人们对航海和风暴的规律不了解，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掌握。刘禹锡的这种理昧则信天，理明则信人的见解，应该说是非常卓越的。其次，他还揭露了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生活在社会秩序安定的时期，法制严明，人们都知道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不把恩怨归之于天，生活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法制不明，赏罚不定，人们不知到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把本是人为的成败得失都归之于天，这并不是天在干预人事。在这里，刘禹锡虽然还不可能认识宗教迷信产生的阶级根源，但他把宗教迷信和政治制度腐败，社会秩序混乱联系了起来，这种见解和前人相比，显然深入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