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原文：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说解：开篇第一句，就振聋发聩，且大有深意。首先，这种言论，其实具有很鲜明的反官府倾向，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应该不啻于晴天霹雳一般。你看，作者竟然一语挑明：百姓的疾病都是（朝廷）收缴租税所致！这就明确表达出对朝廷以及整个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二点，说这种话的人绝对不可能属于官僚阶层，而只能是社会底层人物，因为他的感情完全倾注于底层民众一边（请注意这个“哀”字的感情色彩）。那么，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医学知识，则很可能就是一个浪迹江湖而无权无势的民间医生。第三点，由此也就不难得知，虽然《内经》是以黄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写作，但仅仅是托名而已。再者，黄帝时代还没有城邦国家及镇压机器，不可能有收缴租税这种事情。故可以断定，所谓《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世的假托。还有，既然朝廷必须靠收缴租税才能存在，那么请问：到底是你养活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养活你呢？因此，第四点，所谓“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与现今网络上对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最后，第五点，其实这句话的重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而关键词“不给”，表面上似乎是说“不能自给”，但真实的意思却是百姓万民本来可以自给，只是朝廷（官府）的掠夺造成了“不给”。因此，作者的本意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充足的营养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营养不良则是引发疾病的首要因素，而官府收缴租税其实等于变相掠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民众不能自给，民众不能自给的直接后果就是吃不饱饭，长期吃不饱饭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获取充足的营养，于是便因营养不良产生了各种疾病。“属”的本义是首尾相连，《说文》：“属，连也”，在这里则是形容从官府征敛租税到万民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的一系列因果链条，故谓之“属有疾病”。因此，按照作者的描述，归根结底，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然而我们还要知道，这其实正是道家的观点。《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即明确指出民众的饥饿和贫困是统治阶级征敛过多的赋税所致，而饥饿与贫困当然也正是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后世学者几乎都能意识到，《内经》的哲学渊源于古代的道家学派。所以，首先了解先秦道家的学术观点，即可以追本溯源，确是理解和掌握《内经》的前提和关键。这个作者当然明白，疾病的产生肯定还有气候、环境和个人身体素质方面的原因，然而其之所以把矛头指向朝廷和官府，只能是因为统治阶级奢华糜烂，贪得无厌，而横征暴敛，以至广大民众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乃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是影响大众健康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环境和个体等致病因素只占次要。《内经》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与道家宗师一样，都是追本溯源，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主要矛盾，故开篇一声断喝即点明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这正是先秦道家的特点。明确这第五点对于学习《内经》至关重要，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饮食就是生命之本，而营养不良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故而《素问》中才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以及“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等等一系列“以胃为本”的理论。原文：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说解：古人所谓“毒药”，与后人的观念截然不同。后人往往把毒药理解为谋害性命之物，与治病救人正好相反，而古人恰恰是利用毒药的毒性来治病救人的。因此，实际上，古代的“毒药”大抵相当于现代西医用于抗肿瘤的化疗药物，只不过，二者的出发点不同。最初，上古之人，茹毛饮血，民智未开，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未知和恐惧，故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万物有灵，这也是原始部落普遍盛行图腾崇拜、降神驱魔以及各种巫术迷信活动的原因。按照这种灵异观，人之所以罹患疾病，无非都是由自然界的魑魅魍魉附体作祟所致，而欲驱除这些附体的灵异鬼魅，除了诅咒祈祷(实则心理安慰)之外，就只能采取以毒攻邪的方法。所以，上古之人并没有用药物“补养”、“调理”的意识，凡用来驱邪治病的药物必带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凡能够使人中毒的矿物植物，都可以被当作驱邪治病的药物来用。也就是说，上古之人，要想治病，必须得有点豁出去中毒的精神，敢于以命相搏才行。《尚书·说命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药攻人疾，总要使人昏聩眩晕（其实那是神经中毒的表现），方可瘳愈。《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则是描述上古先民最初发现药物作用（致人中毒）的情形。因此，很显然，以毒药来治病，其实是以人的健康为代价，做孤注一掷。那么，即使终获病愈，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也必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中毒而致残致死的事情，势必是时有发生。于是，到了春秋时期，民智渐开，理性萌生，文明程度普遍提高，这种比较危险的治病方法就开始受到质疑和抵制。《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给孔子送药，肯定是一片好意（“馈”是以美食相赠的意思）。只是他还固守着上古时代的习俗，认为疾病只能以毒药攻伐，则毒药就属于居家必备之物，所以才会把比较高档（毒性稳定且毒性适中）的毒药当作礼品相互馈赠。然而孔子已经认识到邪魅附体的事情比较荒诞，而以毒攻邪的治疗方法危险太大，断不可盲目使用，只是出于礼貌，接受了馈赠，但是同时也很客气地告诉他：“丘未达，不敢尝”。本篇作者所谓“毋使被毒药”，其实和孔子是同样的意思，明确表达出对以毒攻邪的反感和否定。盖编篡《内经》的目的，就在于给大众提供一种疗效可靠且没有明显毒副作用的新式治病方法，那正是针刺的方法。因此，这第二句话就是对《内经》创作目的和学术宗旨的明确宣示，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凡人体一切疾病，若挨个具体分析，实际上都是患者自身的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这才是真正的致病原理，而鬼魅附体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用毒药来以毒攻邪了。正是因为对病理机制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所以也就完全可以换一种方法，用“微针”来治疗各种疾病，而无须冒着生命危险用毒药攻疾。毫无疑问，《内经》的全部篇章，都是围绕着针刺治病这个学术宗旨，那么这句话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就是：微针与毒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根小小的金属针，既能通经脉、调血气，解除各种病痛，更重要的是，还不至于伴随着很大的毒副作用。此所谓“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在这里则是对金属针具的一个特称。很显然，“微针”是《内经》作者自创的一个带有明显褒义的名词，因此这个“微”的意思应该是“精致”，而不会是后人所理解的“微小”。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砭石”，又称“砭针”，其实就是一些带有尖刃形状、可以用以刺切的石头工具，也就是所谓的石刀、石针。不难想象，在古人的生存环境中，石头漫山遍野，俯拾皆是，即使奇形怪状的石头也相对容易获取，然而其色泽黯淡、形质粗笨，相比之下，金属则必须由石头精炼提纯才能获取，而金属针具色泽光亮、质地坚韧，其锋利尖锐程度较之石针，乃有天壤之别。故特称金属针具为“微针”，是形容这种针的材质非常精致优良，而其性能亦特别优异的意思。作者在后文又有“刺之微，在速迟”一说，这个“微”，也是褒义词，应该理解为针刺技术“精湛优异”之表现，而不可理解为“微小的细节”。所谓“砭石”，那本是上古先民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使用的医疗器具。由于砭石取自天然石料，其形状也粗钝，充其量用于刺切肌肤表面的脓疡等简单外科疾病，对于复杂的内科疾病，则只能束手无奈。及至中古时期，人们陆续发明了金属冶炼、锻造技术以及各种金属工具，其中金属针具的坚硬锐利足以顺利地刺入肌肤之内，能够起到“通经脉，调血气”的作用，进而调理和改善内部脏腑的生理功能，于是才可以向复杂的内科疾病发起挑战，故“微针”比“砭石”明显地进了一大步，在当时就属于医疗技术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另外，由“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也不难看出，《内经》作者所处的时代，不但毒药攻邪依然流行，连原始的砭石尚没有完全淘汰，而正式用于医疗的金属针具则刚刚诞生，还没有推广普及开来，所以那正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作者之所以把“九针”列为皇皇开篇的标题，显然是为了刻意强调金属针具的发明和应用对于医学领域的科技进步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古人一旦创造出金属针具并应用于疾病的治疗，随之而来的便是客观上迫切需要创立一套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疾病以及正确地使用这些金属针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针刺疗法的优越性，以推广普及这个新生事物。显然，这正是《黄帝内经》要承担的任务。为了澄清某些模糊认识，以便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主题思想和创作背景先做一个梗概说明。首先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医学知识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医家基本上也都能够认同。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医家据此认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总之是由不同年代的许多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似乎是生活在不同朝代的人竟然可以在无意识之中共同从事一项系统工程，并且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这就有点虚妄了。其实只要粗粗浏览一遍，就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的内容存在着非常严密的对应关系，即：在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架之内，《素问》侧重于对生理规律的解释，《灵枢》侧重于对各类疾病的治疗。这就类似于一套服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很显然，《黄帝内经》的写作和编纂其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的设计和制作一样。也就是说，必须是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领导之下，这两部论著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宛若天衣无缝。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写作编篡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和《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书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二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耗用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一般性概括性的理论，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规律，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基础与核心；《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用，主要讲述经脉腧穴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各种病症的临床表现和对症治疗，似乎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作。但是，据常理推测，《灵枢》的创作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最初的理论只能晚于实践，而不可能早于实践，尤其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更不可能先验地产生。也就是说，必须是先有了大量的医疗实践，并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才可能被提炼为系统的医学理论。因此，实际上，《素问》是对《灵枢》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归纳，故只能以《灵枢》为基础。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所以名为“灵枢”者，大概应该是这个缘故。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没有什么明显而确切的意义，含含糊糊，不大符合《内经》作者的果敢风格，所以我以为这应该是“索”字之形误，则今之所谓《素问》者，当初很可能是《索问》。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线绳的头绪，所以又有求索、探询、刨根问底等诸种引申含义，故“索”与“问”有明确的逻辑关联，合起来就是为求索真理而孜孜询问的意思。则“索问”即相当于由结果探询其原因，由知其然探索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