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以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就相当于当今的香港、上海，是当时的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中起着其它城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可以这样解释：敦煌介绍敦，大也；煌，盛也足见当时的地位。公元前11世纪敦煌已有少数民族居住，《史记．大宛列传》记月氏族居于敦煌与祈连之间，“敦煌”一名就从此明确见于史册上。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敦煌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敦煌的多元化敦煌，历经沧桑，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造就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使这个地域变得更加神奇……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莫高窟。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法良禅师曾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莫高窟在北魏、西魏、北周时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更为兴盛。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又称“千佛洞”。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1900年在莫高窟偶然发现了“藏经洞”。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莫高窟的艺术价值莫高窟的丰富收藏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是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莫高窟具有的文化遗产、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是无法代替的。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莫高窟的佛教价值敦煌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敦煌石窟佛教尊像中，菩萨的容貌姿态是最优美、最丰富、最动人的，菩萨像展示了东方女性的魅力，她的塑像被世人称为“东方维纳斯”，她的画像被世人称为“东方圣母”。敦煌石窟中，几乎窟窟都有说法图，经变画。这些说法图和经变画中都绘有各式各样的菩萨，有的洞窟中四壁都绘小菩萨，还有许多单幅的菩萨画像。敦煌石窟中有上千幅的说法图和经变画，仅经变画中的菩萨像，就会数在万计，是世界上保存菩萨画像最多的佛教石窟。莫高窟掠夺史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而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敦煌文书的发现，可谓生不逢时。1900年6月22日，在中国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间打破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口，里头有“白包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而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东边，八国联军的枪炮攻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眼看清王朝都城不保。107年后的今天，作为国内研究斯坦因的权威学者，王冀青教授连连叹其不幸，“敦煌文物刚好在1900年发现，确实不幸，它的命运明摆着只有一条，我们这个民族保不住它。”失落的敦煌文物到底谁之罪外因：斯坦因：英国探险家，通过称自己是来敦煌取经骗得了王道士掌握的大量敦煌文物，回国后受到热烈追捧，其运走的敦煌文物大部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华尔纳：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领队，1924年1月达到中国，他在石窟剥离下26块壁画，搬走了一尊菩萨像，他甚至带了几车胶布去剥取壁画；张大千：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他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北大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说: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运送敦煌文物到北京，却先运到他家截留，把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数。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8万出售给日本东方学专家羽田亨；内因：王道士：从他手中敦煌文物流失，但是至死也不明白，人们为何要责难他清政府：1.清政府的危险处境和软弱无为.2.由于闭关锁国所造成的人民文化和意识低下.在一个现代文化.经济和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清政府却不与国外进行任何的文化交流.导致的结果.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个伟大的帝国的衰落之后都有各民族文化的入侵,导致文化的合流和技术的发展.到新帝国的诞生.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清政府对斯坦因盗走敦煌宝卷一事不闻不问，这一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希伯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辩护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1931年王圆箓在敦煌去世，他的墓塔如今依然矗立在莫高窟的大门前，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游客经过他的墓前，是感谢还是怨恨呢？敦煌文书四分五裂的现状，100年来，始终深深刺痛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文书已然流散，研究岂能再落人后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对中国学界是个惊醒，关于历史学的概念从此发生了现代转化。敦煌学的雏形，也由此起步。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的，来自于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在那篇著名的序言里，陈寅恪这样说，敦煌学“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其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欧洲，查阅已经流失的敦煌文书。伦敦、巴黎的异国他乡留下一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寻梦足迹。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王重民前往巴黎。有人统计，王重民在5年间，把节假日计算在内，除去占用了近一半时间看太平天国的史料，他每天要看五六个敦煌卷子，并做详细抄录，这还不包括他对伯希和劫经进行编目。此外，王重民还拍摄了3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照片。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敦煌古籍叙录》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王重民说：“重民在欧洲流落了几年，受了不少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另一位派往伦敦的向达备受刁难和白眼，生活津贴无着落，但忍辱负重，或抄录，或拍照，或做卡片。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1925年，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中国学者陈万里终于第一次踏上西行的旅途。临别，学界名流相送，赠言、留影让陈万里深感难忘。有人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感人的一幕。身负重托的陈万里不负众望，此行不但粉碎了华尔纳再次盗宝的阴谋，而且在3天15个小时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回眸百年，常书鸿的名字不得不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在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住破庙马厩，食苦水和面，在满眼风沙的塞外，修筑围墙，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两年之后，妻子毅然离开。先是不辞而别，然后登报离婚。而常书鸿选择了坚守。“文革”十年，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1983年8月15日，注定要写进中国敦煌学史。这一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李并成教授作为代表列席此次会议。他还清楚地记得，来自各地近200名专家云集兰州，兴奋地讨论着，交流着。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藤枝晃应邀其中。前往兰州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