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事件中的舆论引

1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研究（文献综述）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研究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的引导能力强弱，显得尤为重要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字：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引言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求进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突发事件频发、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安全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在传统体制下，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通过各级党委宣传部迅速控制媒体，封锁消息不予报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传统的信息控制模式已不能延续，一方面政务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政府管理也正在从落后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转向先进的公共管理模式，且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新特点。纵观近几年各种社会热点问题频频出现，尤其是一些涉及民生、民族、司法、反腐败、宗教等社会敏感强度较高的问题，很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在当代信息大爆炸，信息高速传播背景下，公众话语借助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发酵放大，易于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与官方话语发生冲突，致使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问题，一般问题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同时，受国际个别国家和组织的影响，部分社会群体就业压力增大，生活水平下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偶然因素引发的舆论热点，进而导致社会情绪震荡的概率大幅度提升。3.1云南火车站砍杀事件、新疆莎车县暴力事件、云南晋宁征地冲突事件、香港站中事件……这些都给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敲响了警钟。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处置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有关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为政府在新时期下进一步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有效借鉴。从目前的总体情况上看，各级政府在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不当的现象还广泛存在，舆论引导工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尽快建立、健全突发时间的舆论引导机制，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急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1、突发公共事件中我国政府的舆论引导现状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处置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问题也逐渐为人们重视。社会各界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为政府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各级政府在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的意识在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也逐步提高,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当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现状而言,近年来随着我国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工作逐步加快,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各地各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积累了不少经验,较以往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科学的理念、完善的机制和高效的运作三者共同作用。从全局高度来看我国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舆论引导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围绕工作大局形成舆论引导强势,切实增强主流媒体影响力,发挥新兴媒体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健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设多层次宣传队伍,形成全方位舆论引导格局。22、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舆论工作也发挥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化解矛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对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是传统的大政府体制，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历来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强化，处置突发事件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存在着一些不足。（一）传统媒体“失语”及与新媒体互动机制的缺失传统媒体是广大群众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途径,它的“失语”或报道不及时不仅不利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还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①例如,在2。。8年的雪灾危机中,传统媒体特别是国家的喉舌媒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预警功能,起到及时向社会和公众发出警告的作用。在报道“雪灾”信息时,直到20帕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才以头条报道“雪灾”:“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交通严重受阻,各地全力疏导滞留旅客。”但仍然坚称,“虽然京广线南段受冰冻天气断电影响受阻,铁路部门积极组织疏导运输”。对灾情缺少及时准确的报道,使公众无法获取确定的信息,造成归心似箭的公众抱着能回家的一线希望大批涌向车站和高速公路,给政府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增加了难度。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上,传统媒体不但报道不及时,与新媒体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成都“6·5”事件于2009年6月5日上午8时许发生后,腾讯网于8时46分左右,就己经通过即时通讯工具QQ的弹出信息窗口,向公众发布了这一消息。而央视新闻频道对“6·5”事件的报道,是在当天上午·11点钟的整点新闻。①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间差过大,不仅容易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影响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在“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背景下,如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缺失,必然会大大削减二者的合力,影响了舆论引导效力的最大化。(二)政府舆论引导缺乏灵活性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在短时间内又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就错失了引导舆论的先机。政府在舆论引导上的滞后往往意味着把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拱手让人,放弃舆论主导权。我国的危机信息传播具有如下特点:“危机伊始,危机信息基本上是通过官方内部的信息渠道作上行传播;危机信息的传播受到严格控制,通常在决策层、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相关的技术专家的范围内,而获取信息的先后和多少通常与职位(级别)的高低相一致;媒体对危机信息的传播通常与官方的解释保持一致,民间则主要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对危机信息加以传播;在这个阶段,由于相应的决策层尚未做出最终的决断,因此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显得迟钝。一旦谣言盛行,政府尽管一再公布事实真相,公众仍然难以置信。(三)政府舆论引导的法制体系有待完善由于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政府的舆论法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2003年的“非典”事件暴露出我国在应急法制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抵抗SARS危机中,我们的很多强制性限制措施都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隔离或封锁措施、谁有权决定采取这些措施、依据是什么等等。结果,很多限制性措施的实际执行都要依靠行政自由裁量,从而使一些地方出现了滥用职权、法治缺席的局面。”①“有数据显示,非典期间施行的43部法3规中的41部是政府为了汲取、整合、强制、调控和保证其行政合法化而临时制订或补充的。”②《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创立虽然填补了我国应急法制体系的一大空白,但因该法尚无配套法规,它的完善仍需时日。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社会群体性事件时法制观念不强,不能够在己经制定的法律的框架内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去解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了很长时间了,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法律武器。特别是处理一些普遍性的社会群体利益时,不能坚持依法处理,没有树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政府舆论引导绩效考评体系的缺失使政府对舆论引导工作缺乏成本效益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和占有抱着“人(钱)多好办事”的观念,政府舆论引导目标的实现往往“采用人海战术、以钱开路和权力威慑策略,缺少成本收益意识,资源投入和能力产出之间不成比例,政府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不高,浪费严重。”①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因事态紧急,政府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一些政府部门就会不惜代价来尽量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而个别政府部门对自身作为缺乏成本效益分析的行为惯性也可能会在此时达到高潮。3、政府舆论引导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一是错误的政绩观念一些官员认为突发事件会直接影响自己的政绩,在事件处置中将政绩和“乌纱帽”看得比公众利益更加重要,经常对公众和上级部门封锁、谎报信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经常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直接导致了突发事件处理的滞后,延误或错失了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事实上,突发事件是很难预料的,并非都是政府责任,公众不会因为有突发事件就一味批评政府,上级部门也不会不了解情况就处分干部。只要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处理,努力减少各种伤害和影响,让公众看见一个免责任的政府,事件的负面影响就能够一定程度上转变成政府处置有力的正面影响。二、错误的媒体观念当今社会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官员并不重视媒体,没有把媒体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觉得党管媒体,媒体只能有正面宣传的声音,不能报道负面信息,另一方面习惯用对待下级的方式对待媒体,随意发号施令,违背新闻传播规律。这些做法从根本上讲还是源于错误的媒体观念。三、错误的群众观念在突发事件中,一些领导干部不信任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对事件的认知度,认为与其发布真实信息造成群众恐慌,不如封锁信息待事件处置完毕后再告诉群众;认为事件所涉及的人越少越好,群众参与进来反而会增加突发事件处置的难度。因此,维稳压倒一切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唯一目标,而维稳的借口也往往成为一些官员维护地方、部门甚至个人利益的保护伞。4、政府的舆论引导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政府舆论管理模式单一在旧的体制和观念的影响下,政府对社会舆论过于强调“思想统一”、“主旋律”,习惯于“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宣传模式,对危机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着种种的“误区”,如担心在媒体上公开危情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4和社会的稳定”,对一些重大危机事件采取少报不报甚至封锁消息,其结果是“小道消息”盛行,流言、谣言满天飞,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使局面变得难以控制。过于依赖传统官方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作用,对网络等新兴媒介的舆情缺乏足够的重视,对网民心态缺少研究和分析,对这些新媒介进行舆论引导的意识不强、办法不多、效果不好。一些基层干部宗旨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在突发事件面前,面对群众和媒体不敢说,不会说,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我国媒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延伸的事业型媒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密,组织资源也主要来自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另一类是社会公民或者组织创建的各类企业型媒体,第三就是新兴的各类网络媒体。事业型媒体有着横到边(覆盖各省区市、有的还有驻境外的记者站)、纵到底(许多媒体在地市有记者站,乡镇、企业都有通讯员)的庞大网络、与政府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官僚色彩严重,等级森严,新闻发布有规范的审批程序,这也造成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反应迟缓。企业型媒体组织结构、规模、影响等方面存在较多缺陷,受采编人员网络的限制,常常很难得到直接、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影响力有限。网络媒体一般都有风险投资背景、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理念和文化,创业者大多有西方教育背景。对发展最为迅速的网络媒体,政府监管还缺少完整的理念和有效的手段,还停留在对传统媒体管理模式中。(二)相关法规制度的缺失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涉及当事人最切身的利益,公众出于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注,享有对危机的知情权。这就要求政府和新闻传媒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信息发布、获取和传播的畅通,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公布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信息。法治和制度的缺失,就难以保证危机传播中信息的准确、客观、全面,难以保证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有效性,难以真正发挥媒体环境监视的功能。从政府角度,在危机处理过程中采取的非常手段也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依法行政都应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三)信息沟通机制的缺乏危机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信息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信息资源管理的好坏,实际上决定了政府反应能力的高低。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体系,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期舆论引导往往滞后。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如果没有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经常会因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足,导致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使得政府组织疲于奔命。在危机之后,应对危机的成果也难以沉淀和固化。(四)背景原因分析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