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

1专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正本清源还原投行本来面目作者：杨光蔡宗琦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2012-02-2708:01:00新一轮变革大幕正在开启。形势在变。从中央领导的讲话，到新任证监会主席的求变，到证监会“定准底线、放大空间”的监管新思路，在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看来，行业新一轮大发展的时间窗口或许在悄然打开，“仔细看温家宝总理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创新被放在了监管的前面。”经济在变。此时再提创新，绝非重喊口号。王东明认为，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我国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缺乏分散通道和管理工具，证券行业的大发展将为疏导风险提供新的渠道。行业在变。经过刮骨疗伤式的综合治理和20年历练，行业巨变。面对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不论是为小微企业融资、解决地方融资缺口、扶持新兴产业，还是帮助企业出海、服务实体经济等，投行均大有可为，“自下而上”的创新早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势变法移。王东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呼吁，举行业之力，正本清源，现在是还原投资银行本来面目的最佳时机。势变法移中国证券报：推动证券公司加快创新并非新口号，但空喊多年至今仍创新不足，眼下再提创新提速，与以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何不同？现在是否为提速好时机？王东明：最近两个月，对资本市场发展影响重大的政策层面正发生一些值得留意的变化。首先，在经济政策层面，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四项任务，即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实业兴国已成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在金融政策层面，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工作应坚持的五个原则，即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与此同时，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雷厉风行，一系列新政相继出台，体现出清晰的资本市场监管新思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坚持稳中求进，改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健康成长”的言论深刻阐述未来投行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方向。其次，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中的微观风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和管理，现在重提证券行业创新，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提供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来分散整个金融行业和企业经营中的风险。从宏观层面看，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目前，银行业总资产111.5万亿元，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体的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上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受到抑制，银行业已经进入需要不停补充资本金以增大承担风险能力的恶性循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加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前五大主体总资产占比超过50%，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投行业务的本质是买卖的中介，功能是组织市场、提供流动性、撮合交易，多时点、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赚取买卖佣金与差价，不会把过多风险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市场层次越复杂，产品越丰富，投资越多元化，风险分散的效果越明显。随着企业债、公司债等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投行可以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促进债券的真实销售，实现风险的真正转移，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通3过大规模、多层次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进行逐步释放和分散，协助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金融市场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逐步增大。从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出发，我国企业亟须培养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需要通过衍生产品、期货等化解和分散风险，而专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及资本市场执行能力是关键所在。证券公司由于紧贴市场与客户，可以通过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为客户在投资、融资、风险管理等领域提供量身定制的企业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提供交易执行、交易对手、产品定价等相关服务。总之，诸多信号显示，现在积极推进证券期货领域的改革开放正是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这一重要目标的必然路径。但在以往按牌照规定提供服务的体制下，行业发展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证券行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我们必须回到市场中去，“自下而上”加速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产品。中国证券报：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的必要性。其实，面对形势的转变，监管部门最近提出“定准底线，放大空间”。在放松管制大势所趋、行业创新空间扩大的大背景下，证券公司面临宏观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新局势，应如何应对？创新千头万绪，不能只说不干，行业可以从何处下手进行创新？王东明：参照欧美市场经验，我认为中国的监管不要怕出小问题，首要的是预防出现系统性问题。具体操作上，可以要求市场主体做到信息披露完整透明，并明确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只要这个原则性的底线确定了，监管就要在这个底线上做大文章，只要查出存在的猫腻，就毫不手软地处罚，而且轻罚起不到监管的震慑作用，一定要重罚，这才是“警察”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创新提速的背景下，本土投行应该在两个方向上积极应对：一是继续向上呼吁放松管制，形成对产品创新的良好监管环境；二是向下多做实事，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案例，以点带面推进资本市场创新进程。在第一个方面，中信证券于1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放松管制，加快创新，提升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分析认为金融产品短缺制约了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因此呼吁监管层放松对金融产品生产过程的管制，让市场参与者自主生产、自主定价，恢复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同时，鼓励市场参与者成为产品创新的主导力量，加快产品创新。我们认为，以通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证券业，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充分做好准备。4对于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本土投行自身必须多干实事，立即行动起来，激发证券行业的创新文化。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真正突破仍是来自于基层小岗村、深圳等样本点的推动，在资本市场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要想为实体经济服务，投行必须多做实事，主动形成案例。某种程度上，国内证券行业自身也需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从而与监管环境的宽松形成良好的上下互动。事实上，投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比如，在解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投行可做的创新业务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私募公司债券、企业资产专项管理计划；在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融资缺口的难题上，可以鼓励投行发行非上市公司公司债券以及帮助其变现部分经营性资产；在促进经济、产业整合发展方面，可以通过并购基金、设立新兴产业基金、券商直投业务创新、REITs基金等起作用；在满足居民和企业财富管理需求上，投行可以在滚动回购业务、股权结构性产品、资产管理业务上进行创新；在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方面，本土投行可以通过设立外币并购基金、跨境另类投资方式发挥作用。此外，投行可以通过企业风险解决方案和银行间CDS业务来帮助企业管理风险，并帮助分散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等等。服务实体经济投行需有中国功夫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中国证券报：你刚刚提到了数十项业务，都是投行切实可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但从融资角度来看，市场普遍认为投行只能通过新股承销或再融资等业务为上市公司融资。事实上，目前最为缺钱的并非上市公司而是小微企业。对于这些来自实体经济的需求，本土投行能否破题？王东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确是我国当前经济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它们规模小，往往达不到“嫌贫爱富”的银行授信条件，其他融资渠道如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融资等运作还欠规范，风险高、融资成本高。尤其是在货币紧缩的2011年，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月息普遍高达5%-10%，局部高达8%-10%。在高息压力下，许多企业老板难以承受，最终发生跑路现象。其实，投行的本质就是金融中介机构，天性就是经营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时发挥重要的作用。5投行到底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举两个例子。小微企业中不乏现金流较好的资产，投行可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这部分优质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卖给其他人获得融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再如，一些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想融资，但是又不愿意出售股权。这时，投行可以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为其提供融资。期初，客户与证券公司签署股票收益的转让合同和回购合同，客户进行股票质押并公证后获得资金。期末，客户与证券公司履行股票收益回购合同，并对相应股票进行解质押，客户归还资金和期间利息。最近高收益债即将启动的消息传来。这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个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行渠道。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我们相信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比其他金融系统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手段。中国证券报：刚刚谈到证券行业应为分散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出力，但银行系统大量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0.7万亿元，2011-2013年进入还款高峰期。在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问题上，投行能否担纲？王东明：我觉得投行可以与交易所积极开拓此类创新业务。从目前来看，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主要方式有市政债和城投债。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地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总规模229亿元。城投债则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以发改委企业债、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中票和短融三种形式存在。2011年底，城投债余额8100亿元左右，其中企业债7200亿元，中票和短融900亿元。从未来几年看，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市政债有其自身优点，如融资成本低等，但是大范围推广仍受制于《预算法》，且处理方式不够市场化。通过平台公司发债、变现地方国有资产等，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一些资质较好的平台公司或被出售的国有企业成为真正市场化的经营主体。以平台公司发债为例。由于商业银行在融资平台上的风险暴露已经很高，如果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票和短融，将不利于分散风险。因此，需要投行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更多债券。比方说，为平台公司发行非上市公司债券。据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均可发行公司债，为非上市公司发公司债不存在法律障碍。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转型越来越紧迫，调结构方面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任务依然艰巨。一方面，新兴产业难挑大梁，另一方面，以钢铁、水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投行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整合？6王东明：一方面，PE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力量，而投资银行可以通过设立PE基金参与这一业务。例如，摩根士丹利旗下的PE基金参与了我国南孚电池、蒙牛、邦永科技等投资。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可以设立并购基金，促成各种形式的收购，通过高市盈率企业兼并低市盈率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例如，20世纪早期JP摩根帮助钢铁大王卡内基成功整合了美国钢铁业。目前，国内投行可以通过开展直投基金业务发挥上述作用。直投基金可以投资具有较好成长性的新兴产业，为其提供上市前的融资服务，并通过IPO等方式实现退出，这是通常所称的新兴产业基金。另外，直投基金可以在协助企业并购的过程中，投资被收购企业的股权，并在企业价值提升以后实现退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并购基金。2011年7月，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监管指引》，为新兴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提供了依据。中国证券报：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并未收缩战线，而是掀起新一波“出海”大潮。在这种趋势下，投行如何帮助国内企业搏击海外市场？王东明：在国外，美国和日本的投行在本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华尔街投行就采用与外行代理合作的方式帮助本国公司在海外发行证券或作为投资者介入海外市场。在国内，近期中信产业基金与三一重工联手出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