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1论格非“江南三部曲”“我觉得一个新的文学会到来，我自己希望重新思考文学，创作新的文学”。1当文学发展到现在，顺应时代大潮进入市场时，不可避免的开始遭受经济价值的衡量，最终可能会恶化到文学被市场操控，作者变成“提线木偶”。对于这样的现状，格非选择了坚守，还文学清、净。弗莱曾说，真正的文学传统总是那个我们没有创造出来的文学传统。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坛提出的中国的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如何继承与再生的问题，格非说：“如何看待传统这个东西?我倾向于认为，你只要浸润在一种文化之中，传统是无论你怎么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谓的与传统对话，恰恰不是到古代文化中去寻章摘句，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上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只有当你的写作迫使传统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与传统的对话关系才会真正建立。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与传统的对话其实根本无从谈起。古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2正是这样的见解与创造传统的践行，成就了“江南三部曲”。作为一个“发明家”的格非，通过作家格非的作品实践他的新发现。一、独特的时间观念博尔赫斯对于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没有人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有这样的理解：这句话出现了“河流”和“我们”两个关键点——“为什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首先因为河水是流动的，第二这使我们触及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它好像是一条神圣而又可怕的原则，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条河流，我们自己也是在不停的流动。这就是时间问题。”3他并不认同把一切行为都罗列到相同时间中的做法，这虽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但是不得不说，当这种理念贯穿在作品中时，效果是很奇妙的，例如他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就用“时间”为读者编制了一个迷宫。他作为一个作家，成功的解构了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对于“时间”的定义。时间存在很多的系列，它们不分先后，没有连接，各自为王、各成系列。作为一个后来者，格非对于时间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江南三部曲”用三个故事串联1朱冬菊，于新超：《格非：求索“新的文学”》，新华社专稿，2012年5月8日。2格非：《文学与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第134页。3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版，第48页。2起了近百年不同时代、不同格局变迁的中国。《人面桃花》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山河入梦》的时间设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春尽江南》把故事时间延至当下。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在读者以为时间将作为故事的线索时，作者却巧妙的“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将故事、人物、情节从时间的傀儡队伍中解脱了出来。格非的小说很好的诠释了这种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们除了自己不为任何人而活。例如《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陆侃以“消失”的方式拉开了故事的序幕。这个人物从未正面出现或以第一人称表述过什么，在整部小说中从未“出现”却也从未“消失”过。格非借这个人物将读者带入了一种“侦探片”的氛围中，在这种叙事方式里，我们发现了很多目击者，他们有自己生活的“世界”，偶然的某一天的某个时刻他们看见过失踪者，便主动请缨作为本案的目击者出现。我们把每个目击证人叙述的片段汇总在一起就会发现，有相同也有不同的部分，虽然碎片很多，但凑在一起也只不过是聚成了一个更大的碎片而已，对于找到本案“被害人”无济于事，只会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这些偶然跳进陆家故事的路人们或者是第一目击者陆秀米，没有人会选择充当侦探的角色找出那只有一个的真相。结果，这团迷雾始终充斥在“故事世界”的上空，作者巧妙地利用时间的交错塑造出了这样奇幻的人物，他如此立体有形的不断闪现在读者脑海里，“阴魂不散”。他到底去哪儿了？我想如果我们去问作者，他也许会说：“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叙述中的“空缺”和“重复”的手法是格非小说一直以来的一大特色，在“江南三部曲”中无论是怎么样的技术处理或剧情需要，都无法阻挡时间的步伐——故事发生的时间、历史进程从未停止过。让人物在故事中“缺席”、在原本发展中的情节里突然加入日记、缩短三部曲叙述时间——从一生到十年再短至一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还有一种时间的利用方式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有学者称它为“物象”。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到头来，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说不尽，空梁燕呢梦一场”4。短短的几句唱词便概括了几十年的富贵荣华、凄惨暗淡。这个时间轻易地凌驾于故事时间之上，概括、预示了一个人甚至是很多人的一生。它就像“当头棒”,没被打中装作看不见它的时候，便能依然执着着原本的一4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3切，被敲中后便会有种涕泪交流的冲动，因为突然一下子忆起了过去也看见了未来，它凸显了故事时间的急促、无情，预言了主人公的一生。“江南三部曲”中有一个被时间宠溺的“案发现场”——花家舍，它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始终未变，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梦想的灭亡。它没有原本什么样，没有应该什么样，只有现在什么样，它故意制造出自己是一捧沙子的假象，当有人满心欢喜创造出一副沙画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与这捧沙粒置身在沙漠中，起风了，画被吞噬了……它是陆侃、张季元、陆秀米梦想的缩影、革命的蓝图、世外桃源、大同世界。几十年后，它给了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谭功达希望，整齐划一的花家舍让他觉得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想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春尽江南》中，当昔日轰轰烈烈的花家舍革命史成为过往，不堪的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戏台上供人消遣的一出闹剧时，那个“桃花源”便已灰飞烟灭了。人类总在试图甚至不择手段的企图留住一切美好的事物，但美好之所以被称之为“美好”，不是就因为它的短暂、稍纵即逝吗？二、让人物飞升于故事之外“我固执地认为，生活其实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空间之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飞升之中。敢于描述这种飞升，不是对生活的想当然，恰恰是对生活的尊重。其实，在现代小说诞生之前，这种飞升感一直是民间故事的专利。何况，生活，哪怕是最枯燥的生活，其实也是神秘的。我曾说过，每一扇夜幕中的窗户背后都有一个惊人的秘密”5。每个人都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我们只能说它有与大环境“合”或“不合”，却没有资格评断它的“对”与“错”。无论合或不合，都是一种生活形态，我们应给予最起码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因为我们的“不特殊”，只不过是因为和我们处在相同状态、拥有相同认知的人数略多，而已。“我认为世界上能够保持信仰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勇敢的人，强大的人，或许可以叫他们圣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写起来比较困难。还有一种人，天性中有着纯真和善良，他们勇敢地去捍卫自己的理想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对所处的环境判断不清，不具有现实性，相对比较幼稚和不切实际。”6在格非的“江南三部5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第85页。6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走廊，2007年2月，第3页。4曲”中，这种飞升于故事之外，与现实有正面冲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与这个世界都有一种疏离感，人生中充满“疑惑和恍惚”。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在这百年史中担任主角的人都变成了“局外人”，制造了一种疏离感。《人面桃花》用陆秀米的一生串联了整个故事，秀米参与了革命，但我们没有看见枪林弹雨，“秀米显然没有成为职业革命家。革命失败之后她寄居在自己的老宅子里，哑口无言地生活了十来年后去世。这么说或许更为准确一些：秀米仅仅是按照自己的线路卷入革命的某一个局部，短暂地绕了一圈之后就被甩了出来”7。故事始终围绕在和秀米有关的零零碎碎的小事情上，本应该出现的革命一直躲在幕后。她从故事开始就在巨大的历史洪流的推赶中狼狈前行，恍惚、低迷是她人生的主旋律。从未试图跳出过自己“意识”的牢笼，她从故事开始就已经这样，从少女时代就开始这样了，这是先天的、遗传吗？秀米的这种特点，在《山河入梦》中被她的儿子谭功达“很好的”继承了，这就等于是一粒种子，在某一种土壤中它无法生存，换了一个环境它依然无法适应，谭功达作为一个握有权利的人，却因为优柔寡断、贪恋女色、做事迷糊，爱情事业双失利，成了一个十足的失败者。接下来，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人——谭端午，暂且不说他的“家族遗传性格”，他的职业在当下的时代就是个很尴尬的存在。当他注定没有先知般的洞察力时，就已经注定做个边缘人物了，加之他的性格和家庭因素，意志消沉、庸庸碌碌在所难免。他们无法看见自己与时代的背离，但却满心壮志的追梦。当你与历史背道而驰，却想成为历史主角的时候，结果一定是被抛弃，历史只会离你越来越远。他们最终只能默默地退出。这种“让人物飞升于故事之外”的叙述方式，也还是有它不完美的一面。“江南三部曲”凝聚着作者转型的尝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欲望的旗帜》的曾山、《锦瑟》的冯子存、《傻瓜的诗篇》的杜预……他们都是格非“人物系列”的代表。在格非看来，比起与人合作，他自己更喜欢独处，喜欢一个人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其实不难看出，格非的性格特点或为人处事的方法多多少少我们都可以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看到。小说中那些在现实与梦境、意识与无意识间游移、困惑、挣扎的人物都是作者对自我认知的衍生物。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对于人物主体性质的见解是：主题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颠覆，自我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挫折，不在于它的自主性和同一性。格非7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第6页。5早期塑造的人物多具备这样的性质。这种“分裂”性质的人物系列是格非小说先锋性的重要来源。这些人存在都有最基本的“配备”：首先，“英雄不问出处”，他们生活在一个虚空的现实背景之下，我们无法从人物出发纵观整部小说中的“社会关系”；其次，在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描写，这些环境描写并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意义上的起烘托作用的工具，它是把人物内心用更直白可见的方法展示出来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山河入梦》中，作者有意修正了这种叙事策略，首先，他开始为人物设定一个较现实的生活背景，试图将其放到一个血缘关系或人物关系链中。但是这样的弥补，并没有让人物本身的“怪异”性格、行为、心理等得到和身世一样接近合理的解释，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我们能看到的、理解到的这一切的“怪”的源头都只能是“天赋”和“遗传”。谭功达的花痴，始终伴有一种差别于贾宝玉的不自然；他对于乌托邦的热望，也找不到其他源头，似乎只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和外祖父都有这样的观念……这些不自然的“怪”，让置身于现实生活关系中的主人公形象显得很生硬，人物的行为多了一丝设定的痕迹。这也导致小说由叙述者主导，人物变成了提线木偶。其次，《欲望的旗帜》中，作者以小见大的、由点及面的完成了一次揭露，揭示了一个时代的信仰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痛苦挣扎的“分裂人物”曾山，成就了一种主体性。而谭功达从来只是一个个体，他的遭遇与时代无关，这个人从来不自省、不自知，他的沉思始终不具备能扩大到对大环境的批判意义。三、用“杂语”展现写实与寓言的结合“江南三部曲”的语言运用，格非开始尝试从一贯的优雅向直白转变，力求雅俗共赏。《人面桃花》中的张季元作为一个留过学的文化人，用半文半白甚至是粗俗的话记日记，但在人前从不显露，让这个“戏份”不多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很“接地气”。《山河入梦》就显得没这么容易了。特殊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得诗情画意格格不入，但作者似乎并不想放弃，这就需要在“现实”与“诗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知作者是否感觉到了这很困难？巴赫金认为，各类语言的混合运用是小说的一大特点之一。《春尽江南》就为读者呈现了一场话语的狂欢，融合了诗人的语言，如谭端午、绿珠的话；职业术语，如法律、黑道的用语；知识分子话语如诗歌讨论会；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