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党绪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母题议题问题——思辨需要

余党绪：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母题、议题、问题——思辨需要方向、框架与抓手语文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1周前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母题、议题、问题——思辨需要方向、框架与抓手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余党绪一合理思考离不开视域与视角的限定关于整本书阅读，我一直着意于它的课程属性，以区别于泛意上的课外阅读。课外阅读强调的是学生的个人兴趣，而阅读也多停留在感受层面，未见得能够自觉地上升到理性的认知高度。在杜威看来，仅有兴趣的满足和一般性的感受，而未经历理性的推断与反思，就很难说建立了自己的阅读“经验”，这样的阅读算不上教学意义上的阅读。教学离不开合理的课程安排与理性的教学设计，整本书阅读也当如此，因此，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课程化”势在必行。有些老师担心过分的课程化会僵化教学，窒息学生的阅读兴味。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很多人习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讲课程化则随性散漫，一讲课程化就僵化苛刻。但我认为，这不是课程化本身的问题，这是思维方式的缺陷所带来的非理性的投机与偏差。相反，充分地考虑作品、学生与素养培育等课程因素的协调统一，本身就是课程化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合理的课程化，不存在过分的课程化。与其为过分的课程化忧心忡忡，不如在课程内涵的建设上孜孜以求。“思辨读写”强调以文本的理解与评价为目的，以分析与论证为基础，追求确定、清晰与合理的断言。在我看来，这是整本书阅读教学课程化的主要策略与路径。在宏观与抽象的意义上，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看到的文本是千差万别的，这正是文本开放性的魅力。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多角色地代入和多角度地换位思考，鼓励学生进行多元化的开掘与异质性的探究。但是，在特定的视域与视角里，对于某个特定的作品，读者的理解与评价却应该是相对确定、清晰和精确的。此时此刻，“一千个哈姆莱特”不能代替对“这一个”哈姆莱特的思考，而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在具体的范畴和维度上，追求理解与评价的精准度与深广度。这正是“思辨读写”的宗旨。但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往往热衷于鼓吹抽象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忽略了理解与评价的具体性与合理性——事实上，这样的阅读理念也破坏了多元理解的根基，“一元理解”不存，“多元理解”焉附？结果是，让学生养成了看似多元实则空泛、看似宏大实则疏阔的思维恶习。鲁迅先生谈到《红楼梦》，说“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那么，为什么“才子”看到的是“缠绵”而“革命家”看到的却是“排满”呢？继续追问，“才子”能否看到“排满”，“革命家”能否看到“缠绵”呢？……显然，特定的理解与特定的视角是关联的，“排满”必须与“革命家”的视角相关联，断言才有意义。无视这种内在的“关联”，“排满”对于《红楼梦》的理解有什么意义？况且，特定视角下的理解，也未必就是作品的本意，“革命家”看见了“排满”，就意味着《红楼梦》就是“排满”吗？显然，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与判断。遗憾的是，很多人一看到“排满”，立刻就给《红楼梦》的多元理解加了“一元”。这样的多元，有什么意义？“思辨读写”以达成合理的理解与评价为旨归，合理地限定读解的范畴与视角，恰恰是达成这种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有人一看到“限定”，就认为它会束缚学生的手脚，妨碍学生的思考；在我看来，这样的限定恰恰给学生的思考提供了方向、框架与抓手，让思维一开始就远离空疏与浮泛，走向具体与合理。二母题的确立是课程化的起点阅读不能漫无目的，没有方向的思维不可能走向确定；不能宽泛无边，没有边界的思维难以走向清晰；也不能没有焦点，没有聚焦的思维难以走向精确。在单篇文章的教学中，因其主题的相对集中和内容的相对单纯，限定的缺失往往不会带来明显的思维混乱；而在整本书阅读中，当我们面对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悲惨世界》这些主题和内容都纷繁复杂的文本时，限定思维的条件就很重要了。在“思辨读写”中，我以母题、议题与问题来解决思维的方向、框架与抓手。母题的价值在于确定思考的方向与范畴。一部宏大的作品，往往包孕着多元的认知意义与教学价值。如果信马由缰，听凭学生的个人兴会，或许也有独到的发现；但对于视野与学识尚不健全的学生来说，这样的个人建构毕竟有限。不能否认，有些元认知能力特别强的学生，靠自我的觉察与反思，也能达成对文本的深度觉解，但这样的个案并不具有教育的典型意义，多数学生还是需要教学的支持与引导。有了方向与范畴，阅读就有了一个目标。打个比方，人们常说，在启蒙的意义上，我们如何理解《阿Q正传》；在国民精神的意义上，我们如何理解《阿Q正传》，云云，这就给《阿Q正传》确定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与理解的范畴。现在的人们热衷于鼓吹打破思维的边界，奢谈头脑风暴的创造魔力，却忘了如果连基本的思维建构能力都没有，打破边界有何意义？君不见，课堂上的很多头脑风暴，让学生陷入了更深的茫然与惶恐。中学生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到底要达成怎样的目的？方向错了，教学就会贬值。我看到一些课例，引导学生关注《红楼梦》中的饮食、服饰、园林、诗词等文化，将《红楼梦》上成了关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课。教师这样做或许有自己的理由：《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但问题在于，如果要普及传统文化，《红楼梦》并不是最佳选择。要了解古代服饰，读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直接；要了解诗词文化，可能读《唐诗三百首》更有意思，毕竟曹雪芹并非以诗词名世。至于园林、饮食，普及性的读物就更多了。我不是说教学中不能涉及这些内容，而是说，只有当这些内容与小说的题旨相关联的时候，这些内容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读《红楼梦》，学生仅仅想从中得到一些碎片化的传统文化信息，而对小说的人文内涵与精神价值一无所知，这无异于焚琴煮鹤。母题的确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文本的题旨。无关题旨的，可存而不论，甚至弃置不论。像《三国演义》，处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但小说的内核不是谋略与刀兵。若盯着这些表象，阅读理解的方向就会走偏。有人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十六计”，实在是浪费了这部巨著的文化教育资源。姑且不论在中学普及“三十六计”的负面价值，仅凭他津津乐道于神鬼巧计而无视小说对儒家政治的思考，就已经构成了对《三国演义》的贬低。同时，母题的确定还要充分考虑学生文化发展与精神成长的需要。像《红与黑》，小说写的是于连波谲云诡的人生与命运，贯串始终的，则是于连那喷薄欲出的野心以及野心与尊严的交战，是切进文本的捷径；以“野心”切入文本，无疑也是切入学生精神世界的通途——现代人追逐功名利禄的勃勃野心与生命尊严的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生命焦虑，远超于连及其时代。因此，我将《红与黑》的教学定位为“野心与尊严”，在“野心与尊严”的意义上理解于连和他的时代，而不要将它读成了婚外恋、三角恋式的言情小说。基于同样的考虑，我将《水浒传》的母题定位为“反叛与规驯”，主要探讨人的反抗本能与社会规驯之间的矛盾，回避了习惯上的农民革命与英雄起义之类的主题。在现代文明观念的烛照下，这些主题很难在文本中找到事实与逻辑的依据，相反，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迷惑和歧见。我的《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一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筛选和确定母题的。以母题统摄阅读教学的全内容、全过程和全要素，这是我的课程安排与教学设计的起点。例如：1.《鲁滨孙漂流记》：冒险与生存2.《西游记》：成长与成功3.《三国演义》：功名与道义4.《红与黑》：野心与尊严5.《水浒传》：反叛与规驯6.《哈姆莱特》：使命与命运7.《悲惨世界》：苦难与罪恶8.《复活》：堕落与拯救9.《俄狄浦斯王》：命运与担当母题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独特的关联与聚合效应。母题是人类文学中最基本的、最普适的意义范畴，它超越古今中外，无关文化差异，举凡人类精神文化产品，都会涉及这些范畴，比如冒险、功名、成长、野心、苦难、罪恶等，无论题材怎样，主题如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脱离这些母题。因此，母题的关联效应远比主题要广泛，这也是我不以主题而以母题切入作品的一个原因。譬如，通过“成长”母题，可关联众多作品：《鲁滨孙漂流记》写鲁滨孙在冒险与生存斗争中的“成长”；《西游记》写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也是“成长”；《三国演义》写出身贫寒的刘备心怀野心，在群雄逐鹿中左冲右突，不断“成长”；《红与黑》写于连在野心与尊严的驱使下错乱乖谬的一生，最终却怀着喜悦的心情走上了断头台，这也是一种精神的“成长”；哈姆莱特、冉阿让、聂赫留朵夫、俄狄浦斯王等，都可作如此分析。再如通过“野心”，可将《红与黑》《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众多作品关联起来。来自底层的平民青年于连，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刘备，号称义薄云天的宋江，等等，都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野心”的内涵及意义。这样的关联，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也是文化的关联、思想的关联、思维的关联，关联能驱动学生的深度思考与探究。刘备与宋江各怀野心，但具体的内容和实现的路径同中有异，个人的心理与精神世界又异中有同，两个人天各一方，彼此却互为镜像，通过“野心”关联起来，就有了深刻的意味。我在《整本书阅读或可成为语文教改的发动机》一文中，讨论过独立文本与文本关联的关系。在我看来，有没有这种深度关联，是判断课程化成败的重要标志。顺便说，确定了某个母题，只是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暂时聚合在这个兴奋点上，并不具有排他性。大家知道，思维不能一心二用，与其陷入分身乏术的窘迫，不如一心一意地掘进。三议题选择与问题设计的要领有了母题，就有了思维的方向。但如果缺乏必要的框架与抓手，学生的阅读未必能进入有效的思维状态。因此，思维工具与认知框架非常重要。在整本书阅读中，我用“结构化的议题”来解决思维框架的问题。所谓议题，就是需要辨析与判断的命题；“结构化”指的是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议题要有明确的指向性。议题的讨论不是目的，母题的思考才是旨归。在《三国演义》的阅读中，围绕“功名与道义”，我确立了下列议题：1.一群野心家（主公系列）2.曹操的成功哲学3.刘备的道德焦虑4.性命与名节（降将系列）5.梦断帝王师（谋士系列）6.……议题1：梳理小说中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即“主公”，看他们如何处理功名与道义。《三国演义》人物众多，涉及社会各阶层与各行业，但引人瞩目的肯定是那群“志在图王”的主公。小说借“煮酒论英雄”一节罗列出来；第九十三回王朗骂诸葛时又做了一次铺陈：“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确实，这些人“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为了实现帝王梦，蔑视礼法与人伦，践踏良知与道义，充分体现了功名与道义的尖锐冲突。不仅如此，小说的价值理念也在“功名与道义”之间摇摆，显示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悖逆。曹操是奸雄，无恶不作，作者恨不得食肉寝皮，但不时流露出对曹操的钦羡与偏爱，因为曹操在事功上卓有成效；刘备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仁爱君王，却处处透露出虚伪与狡诈；刘璋颇有仁爱之心，但懦弱无能，小说虽不无同情，但还是掩饰不住鄙夷，无论是曹操、诸葛，还是刘璋手下，几乎众口一词地嘲弄他是“守户之犬”。野心家的人物群像，正是思考“功名与道义”的绝佳材料。议题2：曹操的成功哲学，简言之，就是践踏道义，玩弄道义，将道义变成实现野心的工具。人们说曹操善变，忠君与欺君、诚实与诡谲、仁慈与残暴、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多智与愚蠢、超级自信与多疑善变、勇敢与胆怯、大公与利己，忽东忽西，变幻莫测。其实，曹操的成功哲学是不变的，那就是“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切为了成功。儒家文化将“做人”奉为人生的圭臬，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大多是道德人格的典范，但曹操显然是个异类。他无视一切政治、道德与人伦的限制，无视别人的感受与世人的褒贬。那么，在以道德相标榜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是一个彻底践踏道义的人取得了巨大的功名？议题3：刘备的道德焦虑。虚伪的刘备与真实的曹操，构成了小说中最有意味的对比，连“拥刘贬曹”的毛宗岗也抑制不住对刘备的厌倦，易中天先生更是调侃说“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刘备确实心口不一，前后不一，特别是在徐州、荆州和西川等战略要地上，刘备推三阻四，欲迎还拒；在称帝问题上，刘备更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