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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一、目录学简介1、什么是目录学2、目录学的分类3、目录学的作用目录的两大要素：分类；编目1、什么是目录学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录一词，据现存文献，首见于班固《汉书·叙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此“目录”实指“目”和“录”。“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把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图书目录，可以说是随着书籍的出现而产生的。《七略》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是指《尚书》还处在简策阶段时的目录。《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就是《周易》一书的目录，《诗经》的“小序”，《吕氏春秋》的“序意”，《淮南子》的“要略”，也都是各书的目录。可见目录就是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编次、汇集在一起，它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录”，如西汉刘向的《别录》；有的称“略”，如刘向子刘歆的《七略》；有的称“志”，如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唐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有的称“簿”，如晋荀勖之《晋中经簿》；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煚（jiong）的《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所编《直斋书录解题》；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朱彝尊《经义考》；有的称之为“记”，如明末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有的称为“提要”，如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的界义，古今有数说：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也。主要是便于寻检。----目录家之目录二，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如书不传，后人可览其目录，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的隆替，作者的得失，也不难考索。-----史家之目录三，目录学者，鉴别旧刊雠校异同之学。---藏书家之目录四，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读书家之目录在《目录学》中，黄永年先生开宗明义，对目录学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系讲授的怎样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以及机读目录的学问，一种是讲我国目录学史的目录学，第三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名目品种，以及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等等。2、目录学的分类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图书分类随书籍的出现而出现，书籍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然要对其进行分类。从文献典籍的发展史考察，我国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是书籍发展史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甲骨片，或是竹简木牍等，典册数量少，还没有出现登载图册的目录。周室便设官分掌，这是对书籍进行分类的最初形式。春秋晚期，“孔丘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隋书·经籍志》）“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编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科书，号称“六艺”，即六门学问，六艺可以说是当时图书的总集和分类。我国从汉代开始，出现了根据学术渊流、著述流别而制定的书籍分类法和图书目录。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第一部正式图书分类法是刘歆的《七略》。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曾组织人力对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诏学有专长的“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所校之书均由刘向顺其篇章，撰写叙录，呈奏皇帝，并将这些叙录汇编成《别录》20卷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以《别录》为基础，“撮其指要”，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一书为著录单位的系统藏书目录《七略》七卷。对于《七略》，阮孝绪说：“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略”。分所录图书为六略，即六类，并冠之“总最”名“辑略”，故称七略。然而《别录》《七略》早已亡佚，但《汉书·艺文志》即改编《七略》而成，对此有明确交代：“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因此，可以根据《汉书·艺文志》推知，其中《辑略》是对全书的总说明，不属图书分类范围，所以说，刘歆是用六分法部类群书的。其著录层次是，略下有种，种下有家，家下列书名。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所创。（西晋）荀勖编制《中经新簿》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经书（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记子书（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等），丙部记史书（史记、旧事、杂事等），丁部记集书（诗赋、图赞等），就是说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体例。它的最大特点是改变《汉志》的史书依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而独立成为一部。这反映了史书的增多，史学的进步，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了。这一分类法适应了当时文化典籍的实际情况和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南北朝三百年间的官修目录，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分类法。但它还没有提要或解题。（东晋）李充《四部书目》改甲部记经书，乙部记史书，丙部记子书，丁部记集书。经史子集的次序从此决定下来。但尚无名称，直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改定为经、史、子、集四部。《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继《汉书·艺文志》后第二部重要古籍目录。唐代魏征等撰修，计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附道经、佛经，实为六分。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计10类）；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计13类）；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计14类）；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计3类）；附道经（经戒、服饵、房中、符箓计4类）；附佛经（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什11类），合六部55类。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这种四部40类的分类法，以后成了历代官修史书艺文志和私家书目的范例。实际上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四分，至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于1041年编成的《崇文总目》66卷，合道、佛二教经书入子部，才真正做到四部分类。分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共4部45类，此后官、私书目多依《崇文总目》。对此，钱大昕有简赅的阐述：“自刘子骏校理秘文，分群书为六略……是时固无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厥后，王亮、谢朏、任昉、殷钧撰书目，皆循四部之名。虽王俭、阮孝绪析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然隋唐以来志经籍艺文者，大率用李充部叙而已”（《补元史艺文志》）。四部分类发展到清代，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清乾隆37年到47年，朝廷在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总结性的著作。它的编成，使四部分类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公私藏书分类的主要依据。该书类目共分三级，凡4部44类67属（子目），条理分明。“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应为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它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有影响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上直到目前仍被一些图书馆类分古籍所采用，或在其基础上略加增改删定。古代其它图书分类法:七分法的兴衰自晋荀勖《晋中新簿》问世以来，南北朝官修目录多用四部分类，但也有人试图沿袭《七略》之“七”，将文献典籍分为七类。由于典籍的发展，文献的分类不能机械地照搬前人，因而虽名为相沿，实际上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甚至还有创新。一般认为《七略》是七分法代表，但《七略》中的辑略是整个目录体系的总序，实为六类。但《七略》作为我国图书分类法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各种分类目录均有影响，对七分法更是如此，七分法的主要著作有《七志》《七录》《七林》，其中以《七志》《七录》影响较大。《七志》是南齐著名目录学家王俭编撰。王俭（452-489）先后在南朝宋、齐政府供职，博览公私藏书，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王俭在主持编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时，依《别录》《七略》之体编成《七志》40卷（一说30卷）按七分编目：即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另外附道经、佛经二类，名曰七志，实有九类。《七志》确是以《七略》为基础，增加了图谱志和佛、道二附录，改诗赋略为文翰志，兵书略为军书志，术数略为阴阳志，方技略为术艺志。从而进一步完善七分法，开创私人编目之风气。《七志》的重要特点是，“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隋书·经籍志》）。为作者立传，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对了解典籍有所裨益。这种传录体提要是王俭的首创，这样的提要为考证典籍的真伪、价值，保存了可贵的资料，这无疑是王俭对文献著录的一个贡献。王俭很重视“今书”的著录，这对收集、保存当代典籍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的情况下，仍无历史部类，确是不足。梁·阮孝绪（479-536）的《七录》12卷，是七分法发展的高峰，分44526卷图书为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录（易、书、诗、礼、乐、春秋、伦语、孝经、小学九目）；纪传录（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目）；子兵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家11目）；文集录（楚辞、别集、总集、杂文4目）；术技录（天文、谶纬、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杂艺10目）。外篇有：佛法录（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5目）；仙道录（经戒、服饵、房中、符图4目），计七类55目，可谓名副其实七分法，因他“凡在所遇”均“校之官目”，“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梁·阮孝绪《七录·序》），所以其分类更加合理，是我国图书分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后世分类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细目的设置，多为《隋书·经籍志》所采用。自《七录》后，七分法日渐衰微，隋·许善心曾仿《七录》编撰《七林》，但因其书散失较早，无从查考，其分类体系也就不得而知。宋·郑寅撰《郑氏书目》溶四分、七分二法于一体，由于此时四分法已盛行，所以不被重视。3、目录学的作用清代王鸣盛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研究学问，借助图书目录的检索，便可按图索骥，去探究蕴藏于图书典籍中无限丰富的文化知识。勤奋学习的同时要讲究学习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有了目录学常识，用来指引读书，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学者江藩：“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清末张之洞为指导人们读书，特地编就《书目答问》，其“略例”特意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他的作品《輶轩语》指出读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告诫人们读书应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因之特推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读了此书，“即略知学问门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