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近代教育发展概论

河南省近代教育发展概论中国教育模式的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将国门强行打开，面对内忧外患，爱国之士开始纷纷寻求救国之路。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整体国力的教育受到人们普遍关注。严复译著《天演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作为中原腹地，多朝古都的河南省，其近代教育事业也逐步展开，显示出和全国大概同步的特点，但由于自身的地理，历史、政治等原因，发展略显曲折。总的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11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促生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浪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学堂也陆续开始兴办，但这些学堂几乎全在在沿海、沿江地区，河南境内竟无一所。直到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改革教育，次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近代“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地位，河南的近代教育才开始缓慢起步。1904年，清政府又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对教育对象、入学年龄、学习年限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教学内容方面，在原来儒家经典的内容之外，增加了算术、地理等自然科学的内容以及图画、体育等课程，并开始重视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各府、厅、州、县渐次开办半日学堂、半夜学堂、简易识字私塾等“新式”小学，近代教育发展初显势头。第二阶段：1912—1916年。受辛亥革命的推动，民初一两年，省境各地学校建设十分顺利，许多县份都创办了少则几所、多则十几所学校。在省会开封，1912年于清代贡院旧址建立河南省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1913年春，已建立的女子学校达十余所。官方公布，1912年度全省小学由清末的3000余所增至4600余所，学生11万余人。但是不久后形势大变，以袁世凯、张镇芳为代表的封建复辟势力，以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1913年）为契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教育上大肆反攻倒算，他们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全省城滥捕滥杀青年学生，致使“乡中父老,率以子弟入校读书为戒”，中小学校几乎被摧残无遗。第三阶段：1917一1927年。随着“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连续破产，河南境内的封建复古逆流受到遏制，随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又给中原大地送来民主和科学的新风，学校教育乘此机遇重新发展，由1916年前的衰降转向增兴。然而，这一阶段的河南基本上处于赵倜等旧军阀统治下，全省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移充军用,每年不过八九十万元的教育经费，还经常拖欠不发；县、乡教育经费主要依赖地方杂捐，每县平均不过两千余元。1922年8月虽确定“教款独立”—将各县契税收入作为教育专款，专供省办学校需用，但由于各县县府征收，贪污中饱和地方驻军提用，全年契税收入不过数万元。加上“匪祸”空前炽烈，社会愈益动乱，人民长年过着逃死不暇的生活，省境几乎无教育可言。像确山，连续几年都没有一所整齐的房舍、教具可用，更不要说学生了。第四阶段：1927—1948年。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相继胜利，军阀混战结束,“匪祸”也相对减轻，社会相对安定，河南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变，省当局连续采取了一系列的兴学措施，诸如没收寺庙财产、增加教育经费开支、推行义务教育等。经过整顿，到1932年，全省筹集到的教育经费达到360多万元，虽然远不及南方许多省份，但对于久困的教育界来说，仍是前所未有的甘霖。1933年省教厅曾自夸：“至今除少数县份以特殊原因略感办学困难外，河南全省学校进行，可称极为顺利。”官方公布,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省有中小学近2万所，学生110多万人,较1928年都增长了2.5倍左右。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里蓬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更使这20多年成为河南近代教育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河南近代教育在发展历程上坎坷曲折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缺陷。1.简陋、落后。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办学热中，学校增设虽多，但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的同步发展。在省会开封，1920年间学校虽有五六十所，可是各校图书馆、阅报室都没有几本正当书报预备学生参考。到囯民党统治时期，豫北济源、沁阳一带各级学校无一令人满意者，县立师范，其设备之简单，亦等于昔日之私塾。就所用教材来看，时至1927年，郑州和附近各县学校还在使用外省十余年前即已废弃的民初旧教材，有的甚至照开读经课。在省会开封,如第五区小学，竟用旧私塾通用的《百家姓》教读。2.压制师生进步思想。在旧军阀统治时期，从省、县当局到大多数学校校长都视进步思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洪水猛兽，力求使学生与时代潮流隔绝。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极力推行听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其对革命思想和进步书刊的取缔，尤其严厉，连外省广泛出版发行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也都列于“左倾书籍”，明令禁阅，违者立即开除。即便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像上海出版的《抗战》杂志和“中国”、“扬子江”等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抗日书刊，河南各校也一律禁止购读。3.忽视农村。有限的几所大专学校都设在开封等主要城市，就是像样点的小学也极少设在区、乡。如开封地方志所评述：“开封城乡文化程度相差真不知几千万里”。其他县份，较为正规的中小学校也都在县城，区、乡，许多农村仅有“蒙学”（旧式私塾）。占全省总人口95%以上的农民，只有纳税“兴学”的义务，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全省城乡，失学儿童和文盲比例很大,农民和女性尤甚。三四十年代的商丘地方志曾记载，“农民中读书识字者千不能得一”，如果哪个村里出了中学生，好似出了位圣人一样。4.充满官僚主义。在清朝末期，河南因地理、历史等原因，新式教育发展缓慢。在军阀时代，当政者唯知植党营私，就是教育部门，从厅、局、科长到主要学校校长，均为当权者的亲朋故旧，在教职员聘用上不问学问，不问品行，但问推荐人的势力。国民党统治时期，越发山头林立，内争激烈。在开封，百余所县立小学所请教员多为无学识之辈，尤其是“党化教育”的需要，教育部门都以所谓“忠于国民党”为用人标准，有真才实学者被视为思想不正确。1938年一位中共人士曾概括此时的教育,从校长到教员，9/10都不合格。5.旧式私塾依然兴旺。近代学校在整个教育阵地中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民国前期,讲授孔孟“圣经”的私塾遍布全省城乡，在省会开封城内也是“鳞次栉比”。国民党统治建立后，当局虽一再取缔私塾和禁止教读四书五经，但成效甚微，在大部分农村，代表封建教育的私塾且占压倒性优势，河南近代学校教育疲弱不堪。近代教育处于由古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虽然河南近代教育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发展曲折且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这一时期的河南教育成绩也是明显的,往昔那种“人荒”、“无学”状态有很大改观,历史上与他省不断拉大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在与旧式封建教育的对垒中,河南迈出了走向现代教育的坚实步伐，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河南教育一日千里的发展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深厚基础。参考文献[1]黄挺:近代潮汕教育概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9月第3期[2]梁建华:民国时期河南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教育评论2010年第6期[3]刘保兄:论河南近代社会教育教育评论2011年第4期[4]王天奖:民国时期河南的学校教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5月第36卷第3期[5]民国《夏邑县志》卷1[6]民国《阳武县志》卷2[7]《河南近现代教育历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版[8]孙广勇:近代教育观念变革的外因作用机制广西社会科学2006[9]李瑞安:《二十年来河南之教育》1932[10]程有为、王天奖:《河南通史》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1]王日新、蒋笃运:《河南教育通史》中册，大象出版社2004[12]河南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郑州出版社1986[13]河南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郑州出版社1986[14]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15[]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及启示史海钩沉1994